独家责任：第二代农民工的都市生活

　　核心提示

　　当刚满20岁的徐成林站在25层高的框架楼上，遥望着这个城市里无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楼顶时，16岁的陈远洋正在离这座楼不远处的马路边举起铁锹，奋力地掺和一滩水泥和大沙。当他们的父辈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退出或将要退出这个曾经出过汗、流过血的城市时，像徐成林和陈远洋一样的80后和9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悄然登上了城市的舞台……

　　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重庆、湖北、甘肃等地调研城乡统筹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多数处于一种‘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现状，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那么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又是如何呢？

　　徐成林、陈远洋的父辈曾经在这个城市里流血流汗，而他们也来到这个城市，看尽繁华落寞，若干年后，他们会成为我们吗？

　　修车铺里的15岁修车工

　　8月5日上午10时，太阳开始火辣起来。

　　浑身被汗水浸湿的李晓辉坐在油腻的小椅子上，弯腰给一辆电动摩托车补胎。拿起一把小挫子，在车子内胎上挫几下，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小筒胶水抹上，然后鼓足腮帮子对着抹胶处吹气。看着渐干的车胎，他赶紧把一块一次性铝胶膜贴上去，再拿小锤敲敲。

　　不太娴熟的动作让修车的年轻人有点不满意：“粘好没有啊，别走一会儿又坏了。”听着这话，李晓辉也不满意，“爱修就修，不爱修去找别人。”说话间，拿起扳手笨拙地把车胎装好，充满气，站起来看也不看修车人一眼，伸手说：“两块钱！”

　　“你修车的，脾气还真大。”年轻人嘟嘟囔囔地掏出两个硬币，“咣当”扔到铁皮焊的工具箱里。看着修车人骑车走远，李晓辉吐了吐舌头，“看不起人，让你的车带还得扎烂。”

　　健壮的身体，高高的个子，让人看不出李晓辉才15岁。

　　这会儿闲了，李晓辉翻出爸爸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小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

　　一个月前，他的爸爸在老家骑摩托车摔成小腿骨折，现在还在医院里待着，修车店的生意变得格外萧条，甚至连房租都顾不住。李晓辉的弟弟也被从一个月300元钱的简陋幼儿园里接了回来。

　　5岁开始，李晓辉和妈妈就从濮阳被爸爸接到城里生活，当时，一家人就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上小学前整整两年，李晓辉都待在修车店里。他没有伙伴，附近的城里孩子不愿意和他玩，因为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还不会说普通话。

　　7岁上小学时，爸爸妈妈找了在这里经常修车的和某小学有关系的熟人，他们承诺一辈子都免费给他修车。请了两次客，送出去几百元钱的礼，李晓辉终于在附近的小学上学了，当然，还交了一笔可观的借读费。

　　李晓辉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也没有老师关心。他的成绩很差，数学常常不及格，虽然上了补习班，但还是不行。

　　在爸爸妈妈眼里，李晓辉本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希望他考上大学，能坐在写字楼里工作。但他们不明白，在城市里生活几年后，李晓辉咋变成了笨孩子。

　　无奈之下，初中刚毕业的李晓辉便开始跟着爸爸学修车。“等长大我有钱了，准备开个卖游戏机的大店。”不过，爸爸妈妈另有打算，“再过两三年，让他到技校里学开机床，老家里开机床的人到外地打工能拿两三千元钱呢，那是技术工，比修车体面多了。”

　　该吃中午饭了，妈妈还没有从医院里回来。李晓辉扔了手里的游戏机，哼着花儿乐队“嘻唰唰，嘻唰唰”的调子，拉下了修车铺的卷帘门。他要去买包子吃，他最喜欢吃菜市场靠里面那一家卖的肉包子。

　　建筑工地上的高中毕业生

　　已经高中毕业的徐成林来到这个城市还不到两年。

　　8月6日15时，强烈的阳光直射在紫荆山路上的一座商务楼框架主体上。

　　徐成林站在楼下，仰头盯着塔吊吊着的一捆被拆下的木头模板料材缓缓下落。

　　木材落地后，徐成林跑了过去，被挂得条条缕缕的长裤不时掀开，露出黝黑的小腿。拉着捆木材的钢丝绳，徐成林飞快地拧开扣绳的两个吊环螺丝，退后几步，用手势向上面示意完工。

　　粗粗的钢丝绳来回摇摆，两个被磨得锃亮的吊环在空中响亮地碰击，清脆的声音常常吸引徐成林的目光追随。他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和一张帅气的脸。只是眼睛可能因疲劳充了血丝，圆圆的脸上落了工地上飞扬的尘土。

　　“吃完晚饭就想睡觉，没有时间收拾。”话虽这么说，但徐成林绝对是个爱美的男孩子，在他所住的8人间简易宿舍里，只有他的床上放着一面圆圆的镜子。

　　还没来得及坐在地上歇一会儿，又一捆木材被卸到高高垛起的木材堆上。扶着一块块翘起的板材，徐成林便蹿上了五六米高的料堆，他绿色的球鞋在料堆上灵活跑动，直至吊环再次在空中响亮碰击。

　　站在高处，徐成林更加显得瘦高，在下午渐渐微弱的阳光里，他抬头看着眼前高高的楼房发呆，“什么都没有好好想过，不知道以后干什么？”

　　25楼上有人喊徐成林的名字，他掂起一把闪亮的大扳手坐电梯上楼，站在摇摇晃晃的像笼子一样的工程电梯里，电梯只能停到20楼，剩下的5层楼必须从黑乎乎的楼道里向上爬。

　　徐成林的工种是木工，专门为框架楼制作木模板的活儿。现在工程即将结束，他们必须把固定在水泥钢筋上的木模板卸下来，并且要全部运到楼下。为了完成这个28层楼高的模板制作工作，他和三四十个信阳老乡已经在此干了一年半，20岁的他年龄最小。

　　学习不好的他刚刚离开学校，生气的父亲就把他带到了郑州的工地上。“就是要累累他，看上学好，还是打工好。”徐成林的父亲徐家友恼怒中带着疼爱。

　　事实上，徐成林是个寡言的男孩子，在拆模板时，其他人都嘻嘻哈哈地开着各种玩笑，他一句话也不吭，只是用扳手用力地拧着螺丝，虽然一块块被卸的摇摇欲坠的模板就吊在他的头顶，他连头都不带抬的。“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知道该说些啥。”

　　就在休息的间歇里，徐成林站在25层框架楼向外伸出的脚手架上，遥望着这个城市里无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楼顶，眼睛里充满了茫然。再过一天，工程就全部结束了，而老板承诺的工钱还没有影子，他们一群工友已经三四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连吃饭钱都得让家里人寄，现在他们天天都吃馒头和青菜。

　　不过让他更加忧虑的是，在这个父亲曾经打工十多年的城市里，他是否能找到下一个活儿。

　　辍学男生的都市吃苦生活

　　当刚满20岁的徐成林站在高楼上，遥望着城市里层层叠叠的楼顶时，16岁的陈远洋正在离这座楼不远处的马路边举起铁锹，奋力地掺和一滩水泥和大沙。

　　8月7日上午，陈远洋坐在紫荆山马路边的自来水管道井旁发呆。

　　“干啥哩，没看到没砖了吗？”随着一声断喝，陈远洋马上从地上站起来，跑到路边搬水泥砖。看到工友一口气搬了10块砖，搬了5块就想转身走的陈远洋又低头加了两块。他的个子不高，搬起这些砖时，不得不把腰弯得更低，刚挪到井旁，他伸手把砖撂到了地上，领工的人不满意地瞪了他一眼。

　　才搬了两三趟，陈远洋又坐下歇，汗水顺着他染成黄色的飘逸刘海滴在地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流，他的目光木然无光。

　　比起已经在郑州打工20多年的陈学其吃苦耐劳那股劲儿，他的儿子陈远洋显然要差得多。小学毕业的陈学其老早就从漯河来郑州打工了，他干过铁路安防员，卖过菜，扫过垃圾，看过大门，在建筑工地上，他干过小工、瓦工、泥工……“都是拼了命地干，哪怕最后一分钱也没有得住。”

　　陈远洋半年前离开了初中课堂，原因仅仅是老师批评他没有完成假期作业，并且骂了他。“他侮辱了我的人格，我绝对不会再上学了，也不会再看到他。”

　　在学校里一直当班长的陈远洋的离校，让老师后悔不迭，更让爸爸陈学其不可理解，“不就是骂了一句话嘛，现在的孩子咋经不住骂呢？”但是他却无力扭转局面。不愿意在家待的陈远洋，从此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对于垒砌自来水管道井这样的技术活儿，陈远洋只能做个搬砖和泥的小工，并且干到现在，陈远洋都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工钱。

　　“挣钱多少都无所谓，我已经不能忍受这种累了。”其实，刚到这里才干两天活儿时，陈远洋就想回家。

　　“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图一个心情自在，心情不好，就是一天挣100块钱，我也不乐意！”陈远洋一句话，就把工地上其他三四十岁的拖家带口的工友们给镇住了。

　　太阳越爬越高，陈远洋的红色T恤湿透了。在领班的吆喝声中，陈远洋不敢再多歇，站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他举起铁锹把水泥和沙子一遍遍地搅匀，放进灰桶，用细瘦的胳膊拎起来，一步一蹒跚地踩着脚下的影子走过去，倒进正在垒砌的井上。

　　快12点了，领班终于去旁边的小卖铺买了几瓶一元钱的水，这是冰冻过的竹叶矿泉水。陈远洋一口气喝掉半瓶，又蹲坐在地上。

　　“晚上睡在楼顶上避暑，吃饭常常吃面条，还没人看得起。老板让坐趟出租车，可司机不让上车，说我们太脏了。”陈远洋对目前的生活状况很沮丧。但是，陈学其不让他回家，“我就是让他累得乖乖再回学校。”

　　拎着灰桶，陈远洋远远地离开陈学其的视线。他说，他不会干这活儿干一辈子，更不会回学校，他有自己的目标。“我要回去学电焊，那才是真正的技术活儿，再累我都愿意。”

　　这时，领班叫陈远洋去“饭店”吃饭了，其实就是马路对面的小摊儿。

（ 作者： 晚报记者 张志颖 文/图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