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版"潜伏"故事 比"余则成"的经历还曲折

　　先后用国民党特务和体育用品社老板等身份

　　解放后，他在新乡郑州“潜伏”19年

1945年任中共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站长时的祁文山祁葆珠/供图

　　1945年

　　冀鲁豫军事情报站就设在新乡祁家，为作掩护，他教会妻子抽烟打麻将

　　由晋西北根据地到边缘地区都有部队护送。那时日本正在大扫荡，祁文山还要随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为不连累老乡，他们白天在山洞里休息，夜间行军赶路，有时一夜要行走120多里。晋西北冬季非常寒冷，是高寒地区。有一次祁文山在山洞里休息，一觉醒来已被雪埋住，他身体被冻僵了，动不了，后来有两位战士架着他走了一段路才活动开。

　　“爸爸的老寒腿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祁葆珠说。

　　历时三个多月，祁文山于1942年2月到达敌占区北京（当时称北平），准备过“关”，执行特殊任务。但由于形势有所变化，所以爆破任务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祁文山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子青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祁文山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的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祁文山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祁文山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祁葆珠说：“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千里迢迢告别养育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家庭，协助并掩护我父亲传递情报。”

　　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祁文山的妻子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太难了，于是，祁文山就教她，使她很快适应并能单独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8年

　　及时为党组织送去情报，使部队安全转移并侧击敌人

　　“当时情报站还有刘世英、赵树林、崔配喜、李慕紫、李星林、我妈妈王建淑和叔叔祁士义。当时都有外号，我清楚地记得刘世英叔叔的外号叫刘大嘴。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祁葆珠说，在离新乡20多里的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曾任焦作市市长）和刘德昌（曾任新乡法院院长）。

　　祁士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李星林是著名中医，他以看病为掩护传送情报，祁文山还多次带他到解放区给新四军首长看病。

　　“新中国成立前夕，八路军就要攻打新乡市了，枪声炮声连成一片，此时，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母亲带着只有5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逃’。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黑又热的闷罐车里，一路受尽了苦难，当时我年幼体弱生病拉肚子，险些丧了小命。”祁葆珠说。

　　据刘世英介绍，1948年12月的一天，他从国民党40军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便衣谍报人员察知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以三一六团为主攻团，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派狗不理包子铺掌柜高士林(我地下情报人员)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

　　1950年

　　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新乡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继续“潜伏”

　　1949年全国解放了，经组织批准，祁文山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他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并已经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祁文山服从党的决定，全家就留在了河南。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秘密潜伏下来很多特务。于是党组织决定，祁文山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隐蔽“潜伏”下去，而且家里继续做隐蔽侦察点，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为祁文山潜伏做掩护。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决定让祁文山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并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使他们对自己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当时新乡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查科长是石英才（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英才“提审”祁文山，与李孝康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

　　祁文山后来曾对孩子们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

　　1953年

　　在新乡开了一家体育用品社作为隐蔽侦察点，代号“112”

　　“我那时虽小，但已经懵懵懂懂地记住些事情。”祁葆珠说，“当时我们家在社会上是‘反革命特务家庭’，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袭击，街道上的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情况。”

　　后来，祁文山因“认罪态度好”而被“放出”。祁葆珠现在还记得父亲回到家时的情形。“我已经不认得他了，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爸爸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

　　1953年，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安排的隐蔽侦察点。

　　后来，公安机关在新乐路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的房子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公安机关隐蔽工作办公地点。

　　祁葆珠说：“我朦朦胧胧地记得，他们每天来得都很晚，大都在我们睡下后悄悄到最里面的房间。那里是他们的办公室，我和妹妹都亲切地叫它‘小屋’。这个小屋充满了神秘感，因为在大院里人们只能看到四间房，只有进到我们客厅里才能看到这个小屋。小屋里面放有当时很高档的办公桌椅、书架、茶具、收音机，墙上挂有地图。平常锁着门，而且门是全封闭的。”

　　根据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门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领导人是祁文山；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情报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情报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爸爸代号是“112”。他所领导的战友也都有代号。祁文山和战友们在此期间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1992年

　　被公安部授予“一级金盾”金质奖章

　　1963年，公安部派祁文山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同时公开身份为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

　　有一天，祁文山接到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赵文甫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祁文山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全家又一次遭受到巨大灾难。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星期日回政协，爸爸公开身份是资本家民主人士。那时我天天提心吊胆，到政协见到爸爸才放心。”祁葆珠说。有一天，祁文山十分和蔼但很严肃地和祁葆珠谈话，也好像是向她交代什么，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

　　“我一下子蒙了，多少年的委屈一起涌向心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都到这个时候了，爸爸还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

　　1968年，祁文山终于结束了他的潜伏生涯。

　　1977年，祁文山恢复工作，回到河南省政协，曾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工商联、民建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工商联执委。

　　1992年，祁文山在鲜花和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

　　1997年6月26日凌晨3时30分,祁文山走完了他革命传奇的一生。 (编辑 zha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