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成立才5年的长沙开福区,适逢新老拆迁条例交替之时—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简称2001版拆迁条例)公布执行。在隆隆作响的推土机声中,公众对2001版拆迁条例的出台寄予了厚望。
此前1991版拆迁条例鼓励政府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则取消了这一模式,并规定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也不得接受委托拆迁,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同时要求拆迁管理部门下属的拆迁公司,根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原则,进行脱钩改制。
但是,这两本日记所记录的并非如此行事。
2001年11月10日,时任长沙市拆迁办主任的莫树根明确表态,政府不能再搞拆迁,展览馆路指挥部不具备拆迁资格。事实上,这仅仅是有此一说而已。随后的日记表明,地方政府在寻求暴利中一直在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名存实亡”。
“指挥部要有个拆迁部……要与办事处密切配合、(包括)公安、城管。”200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拆迁中的利益分配:“指挥部20%,办事处15%,房地局65%。”
2004年11月16日,在拆迁培训大会召开之后,沈佑斌位于展览路的54平方米的房子,被拆迁队强行拆除,家具全部被埋到了废墟里。他说,“此次展览馆路的开发是长沙目前开发中群众反应最激烈的一次,有近千户群众上访。”
沈佑斌被迫走上了上访路。
“按敌对势力办”
2002年沈佑斌因去北京上访,被治安拘留15天。随后,开福区又有一批“拆迁访民”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
2003年11月,沈佑斌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04年6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判决沈佑斌四年有期徒刑。
“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有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贫困潦倒。”53岁的沈佑斌一字一顿地说,“那几年,仅我知道的因强制拆迁被拘留、劳教、判刑的长沙市民以及郊区农民很多。
为了证实所言非虚,沈佑斌,在数小时内就从家里翻出27份拘留、劳教、判决书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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