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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个问题已经家喻户晓,那就是入园难。 如果你没有足够硬的关系,也没有足够多的钱,那么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儿园,并给孩子报名。
也不是所有幼儿园都能接受提前报名。那就需要父母时时留心幼儿园的“风吹草动”,一旦举行咨询日,就须挤在园门口,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长时间的队,以求范佩芬这样的园长“行行好”,收下你的孩子。
托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国家财政只向少数公办园倾斜,有专家表示入园难背后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应用制度保证托幼的公益性
范佩芬,崇文第三幼儿园的园长,对她来说,忍受焦虑和委屈,几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如今,她害怕接电话,有太多领导、亲戚和熟人找她,软磨硬泡:让我的孩子入园吧。她每次总要解释得口干舌燥,却很难落下一句好。
太多的人觉得她“不够意思”,甚至还有个家长在电话里骂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我只能说对不起。”范佩芬说,对方听了也感觉不好意思,回她道,“你别给我说对不起,这只能是政府动脑筋解决的问题。”
但很显然,范佩芬和她的同行们并不是不想“行好”,而是现实过于残酷。
据资料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地进入幼儿园。
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来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
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
被“忽略”的生育高峰
北京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户籍人口;专家称政府应将其纳入学前教育规划
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幼儿”人口高峰。
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达到16.1万人,比2006年增长25%,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
人们简单地把2007年的生育高峰解释为,父母们想在猪年生个“金猪宝宝”,随后又把2008年的生育高峰理解为“奥运宝宝”。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认为,那样的理解过于简单。
她说,其实人口增长是有规律可循,我国大约每隔25年会有一次增长高峰。上个增长高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也出现了“入托难”。(更多内容请点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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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闾宏 孔璞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旭阳 孔璞 朱柳笛 实习生 武驿昕 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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