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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坚持”,是因为超级细菌的飞速出现,使得研发机构越发难以招架。在抗生素研究领域,一二十年的累计投入是无法计算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家投入,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对川抗而言,每年至少有一千万资金、三四百人力投入,一种新药的周期最少也得十几年。与此对应的是,由于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使得一种耐药菌的产生,只需要一两年,甚至几个月。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国内而言,抗生素生产面临着“短平快”的低水平仿制窘境。易八贤告诉记者,药监局将抗生素列为高危品种,因为在仿制中,各厂家都追求快速收益,在技术和深度上面,工业的基础没做扎实。
与研制抗生素的十几年投入相比,仿制药品的时间周期短,最多三年。“但是仿制药品就像做出一个低档轿车,能达到人家奔驰的性能吗?”易八贤这样比喻,“现状上,国内抗生素的现状就像我们的环境一样——脏、乱、差,水平参差不齐,价格体系也很乱。新的产品要价就高,为了赚钱。”
由于这一追求“短平快”现状,中国的抗生素工业产品与印度都差距甚远。“我们只能做粗原料出口给人家,然后由印度制成药品。”易八贤说。目前,中国出口的抗生素都是以原料出口的,不是医药品出口的。
业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由于国家医药规划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抗生素紧缺,国家集中了有限的资源来搞抗生素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近年则对抗生素的投入非常少。战略上,国家医药到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里,都没有将抗生素研究作为重点。
易八贤对此规划也很理解,“这些药从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但是我们(国属机构)不做这些事情谁做呢?”因此,唯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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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zynews_r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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