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乘火车去南方，车厢里几个人都健谈，有位小老板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是作协的。“您，做鞋？”他不信，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又说，“那您一定是皮鞋公司的老总！”萍水相逢，无须辩白。他又很关心欧盟企图对中国鞋类征收反倾销税的事，话题便由此展开，一路上谈到了各种鞋，高跟鞋、尖头鞋、旅游鞋、运动鞋、休闲鞋
，以及地球上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穿中国造的鞋。
你会做鞋吗？这话若问今天北京的女孩子，她大概会感到奇怪，或者发笑。然而，60年前的中国姑娘如果不会做鞋，就很难找婆家。牛郎织女，男耕女织，这种华夏文明至少延续三千年了。衣食住行，这个衣，包括了纺线、织布、缝衣、做鞋，是中国妇女的基本功和拿手好戏。大姑娘嫁到婆家，当年要为全家老少各做一双新鞋，以确立自己的家庭地位，否则就会沦为遭白眼的笨媳妇。
其实，待嫁姑娘已经把做鞋当成展示才能的一种标志。虽然琴棋书画、言谈举止、梳妆打扮，都能表现姑娘的文化教养，而做鞋却是心灵手巧、勤俭持家、针线传情的集中表现。电视剧《亮剑》里的小妇女主任爱上了八路军团长李云龙，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就是自己做的一双布鞋。农村如此，皇城亦然。《康熙王朝》里的苏麻喇姑爱上了“帝师”伍次友，发现他的鞋破了，就悄悄量了尺寸，亲手做一双鞋送给他。苏麻喇姑是康熙皇帝心爱的“姐姐”，伍次友不敢竞争。但是定情信物已经送出手，苏麻喇姑则冒死拒绝当贵妃，献身佛门，终身不嫁。由此可见女孩子做鞋的分量之重。
我小时候常见几位大婶坐在胡同口老槐树下纳鞋底子。纳底子是做鞋的重头戏，先用锥子扎个眼儿，再用手指上的顶针把系着粗麻线的大针从眼儿里顶过去，拔出针来，将麻线绕在锥子把上“嗞”的一声勒紧——才算完成了纳底子的一针。鞋底子上的针脚密密麻麻，一针紧挨着一针，几百？几千？反正她们就是这样“嗞”、“嗞”地纳着，为自己的家人、亲人做鞋纳福。朝鲜战争期间，我收到过故乡北京的慰问袋，里面就有一双布鞋，鞋垫上用红线绣着“送给最可爱的人”。可见当时的北京人还会手工做鞋，承袭着针线传情的鞋文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红军战士大多会自己编草鞋，他们是穿着草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在江南穿过一种用苎麻纰编织的麻鞋，轻便透气，沾了雨水也无妨，一会儿就干。南方天热多雨，最常见的便鞋是“呱嗒板儿”，鞋底子就是一块木板，前面一条脚背高的拱形皮带，极其简便，光脚穿着它可以上街，可以跑步，冲凉也不必脱鞋，我在广州棉纺厂见过下班时一群女孩子穿着“呱嗒板儿”嘻嘻哈哈跑向洗澡间的情景，“呱哒哒”一片脆响，如音乐，为冲凉的愉快伴奏。湖南有一种木屐，鞋底镶着6个半寸高的鞋钉，只有前半截鞋面，是刷了桐油的水牛皮，专供雨天用的，你可不脱鞋袜直接穿上这种套鞋出门，不怕泥泞，不打滑，回家时脱在门口，别人也能用。抗战时期我在湖南农村常穿木屐上小学，教室门口摆着一大溜木屐，这种场景在有了胶鞋和塑料鞋以后就看不见了。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聂荣臻司令员送给其和谈代表邓宝珊将军的礼物是一双皮鞋，据说寓意“在人生旅途重新起步”。
满族妇女的花盆鞋是一大发明，穿上它，不但增高，而且必须挺胸收腹，举止文雅，亭亭玉立。可惜没有申办专利，否则你欧洲人的高跟鞋——仅仅挪动高跟的位置，也难免抄袭之嫌呢。若打官司，WTO能支持你抵制中国鞋吗？
（编辑 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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