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图文)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利玛窦

（ 作者： 叶廷芳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