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走后,我立即给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打了电话,与他谈到国安罢赛的事。希望北京体育局能够对北京国安罢赛的问题认真研究,并协助做好沟通工作。孙康林局长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已通知体育局党组成员马上开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将研究结果向市政府报告,同时还会与国安俱乐部进行沟通,保证联赛的进行,保证北京足球的发展。”孙局长向我建议:“中国足协能不能先暂时不要下发对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处罚决定,以便给我们留出一些做国安工作的时间。”我表示原则同意。
之后几天,我又陆续在网上、电视和报纸上,以及一些媒体记者给我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也赶到了北京,并且出席了国安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表示支持国安的行动。听说有人还在与其他俱乐部进行联系,准备集体向中国足协进行质询。我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当时,南勇、吉龙和一民都不在北京。10月4日上午,我和老郎、李冬升、马成全、董华等又到了办公室,我听取大家从各方面反应过来的情况。老郎还拿出了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俱乐部给中国足协发来的函件。其核心内容是,提出中超联赛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主张建立中超公司,由俱乐部自己管理联赛等等。
( 编辑:任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