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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终于获得硕士学位后,邓亚萍又动身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邓亚萍的颈椎病,头不能移动,一动就疼的钻心。但是,疼痛并没有把邓亚萍征服,她咬紧牙关,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
诚信故事
那是邓亚萍在清华即将毕业的前夕。有一天,她找到语文老师请他帮助修改哲学课的总结。这份哲学总结足有四五千字,内容很充实,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能联系实际用哲学观点分析打球的战略战术。
几天后,语文老师把改过的文章还给邓亚萍了。又过了几天,语文老师在校园里遇到了她,邓亚萍一方面表示对语文老师的谢意,同时又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把两份总结都交给了哲学老师,跟老师讲清楚了其中一份是我自己写的,另一份是请语文老师修改过的。"
一篇哲学文章,请语文老师修改,按理说修改后就可以当作自己的“原创”交上去了。语文老师绝不会去质问邓亚萍,为何不说明是经老师改过的;哲学老师更不会质疑她是否请人家修改过。一切显得那么自然。但是,邓亚萍竟把修改前后的两篇文章一齐交给了哲学老师,还如实说明了请语文老师做过修改。这就是诚实的邓亚萍,这就是邓亚萍的诚实!
惟有这样的诚实,才会有她的事业,她的辉煌,她的人格力量。试想,在学业上不老实的人,焉能成得了“邓亚萍”?
申奥故事
邓亚萍当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两次当众落泪,一次是1992年在巴塞罗那,一次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她在获得奥运会女单冠军之后情不自禁。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刹那,邓亚萍又哭了。“北京赢了,比我自己拿任何一次世界冠军都激动。”
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去年12月,邓亚萍知道自己与杨澜等人一道成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当时她正在瑞士洛桑参加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会议,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也到了洛桑,奥申委主席刘淇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作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工作的陈述报告。刘淇市长和袁伟民局长给邓亚萍布置的任务是负责做好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共有11个人有投票权,其中一个是加拿大人,所以直接投票的有10人,再加上正副主席,共有12人参加投票。2月20日,邓亚萍在诺丁汉大学考完最后一门课程,第二天立即赶回北京,参加申奥评估团的接待工作。送走评估团之后,她就留在北京,继续完成清华大学的一些课程。
国际奥委会规定,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就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邓亚萍说,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还是去上海;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所以做他们的工作也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能请进来,只好走出去。“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邓亚萍说。她事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碰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到瑞典见一位冬季项目的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到卢森堡拜见卢森堡大公,到意大利见两个运动员委员。为了见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两三天跑一个地方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两样。她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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