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 编辑：任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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