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敬相爱又相知
这对经过10年离别和战火洗礼的患难夫妻，1949年又踏进了新的共同奋斗的天地。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一家从兰州来到北京，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邹靖华任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在新的征途上，夫妻双双风雨同舟，共担创业的艰辛。
装甲兵是我军一个全新的兵种。万事开头难，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许光达一心扑在工作上，殚精竭虑，吃饭、走路甚至睡觉都在考虑如何把装甲兵建设得更好。看到丈夫日渐疲惫的样子，邹靖华真感到心疼。但她只能尽心尽力为他做些能做的事，以减轻他的劳累。她帮他查找资料、誊写文稿，实在无力帮他做事时，就坐在他身边陪陪他。
邹靖华身体瘦弱多病，睡眠不好，许光达也总是尽量照顾妻子。装甲兵机关每周有一两次电影，每次看电影，许光达都搀扶着妻子，一同走向座位。
在许光达参加的重大礼仪场合中，夫人是经常可以陪同前往的，但邹靖华却不愿意参加。因为她出身清贫，生活的磨难和疾病的折磨使她身体严重受损，当与那些年轻漂亮的在闪光灯前彬彬有礼的外宾夫人相比，她的容颜自然有些逊色。但许光达每次都硬拉着她去参加这类活动，他说：“国家的威仪，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士气、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方面，你会比那些外国武官的夫人差吗？‘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咱中国人的道德风尚，何况你我是多年的革命伴侣。”
的确，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受了和平环境的考验。解放后他们身居高位，但仍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在荣誉和待遇面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
1955年春，有几天，许光达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不说也不笑。有一天，他对妻子说：“靖华，有件事，我要同你商量。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感到惭愧，因为好多资历比我深，贡献比我大，当过我直接领导的同志，却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之下，我心里很不安。”
邹靖华认真地听着。许光达一脸真诚，又说：“我已上书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可是，被驳了回来。主席讲，这是集体讨论定的，是全面衡量的，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就这么定了。我又给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宋部长打电话，要求降格。他们回答说，按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你帮我拿拿主意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邹靖华以商量的口吻说，“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
许光达一听，连声说：“好，你这主意好，我马上给军委写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他感激地握住妻子的双手，深情道：“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生我身者，父母；知我心者，靖华也。”
许光达要求降低一级薪金待遇的报告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定为5级。这就是共和国10员大将中，其他9员大将都是行政4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5级的原因。后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高度赞扬了许光达的让衔精神，说：“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装甲兵机关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思想问题比较复杂。邹靖华作为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尽力协助丈夫做好思想工作。许光达一再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他号召机关人员每人都要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是坦克，或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邹靖华可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鼓起勇气学开摩托车。有一次摩托车翻了，摔得她鼻青脸肿。回到家里，许光达心痛了，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就免了吧，情况特殊嘛!”邹靖华却坚决地说：“那不行，司令员下的命令，我拼死拼活也要执行呵!不能因为是你的妻子，就搞特殊，那不是扯你的后腿吗？”
生死相依同风雨
正当许光达和邹靖华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在中国大地上骤然降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给他罗织的罪名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贺龙案中的第一号人物”。逼他交待“伙同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阴谋”。许光达被关了起来，家也被抄。他严正地回击道：“谁都知道，搞兵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难道还要把脑袋拴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吗？这个买卖太不划算，我不干!”
专案组北上南下，到处搜集他的“罪证”，一无所获。后来事实证明，康生所说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纯属子虚乌有，造反派只好释放了许光达。
许光达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邹靖华也被作为“走资派”和“臭婆娘”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把她押到批斗会场，要她“交待揭发”许光达的“罪行”，还要她同许光达“划清界线”。
邹靖华正气凛凛，严肃地回答造反派道：“许光达只有革命，没有罪行!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融合在一起，这个界线划得清吗？”
抄家时，红卫兵抄到一份许光达近30年前写给邹靖华的一首诗。这首诗，邹靖华一直珍藏着，那是她面对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1967年8月，造反派又一次抓走了许光达。这天，几个彪形大汉冲到许光达的面前，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反扭他双臂要把他押走。许光达预感到不幸的结局。临出门时，对邹靖华说：“靖华，看来你得有个准备，可能还要再过一次10年那样的生活。”
许光达见妻子一脸悲苦，默不作声，又说：“你还记得我写给你的那首诗吗？你我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今天也同样不会在任何艰难面前低头!”
邹靖华望着丈夫那刚毅倔强的面孔，两眼噙着泪花，咬紧牙关，使劲地点了点头。
这次强加给许光达的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造反派逼迫许光达交待“三反罪行”，经常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弄得他遍体鳞伤、几次休克。非人的折磨，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常常咳嗽吐血，心脏病也常常发作。但专案组说他装病，不仅不给他治疗，斗争反而升级。在身心交瘁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仍然牵挂着妻子，他对到医院看望自己的儿子儿媳吩咐：“要好好照看你们的妈妈，她身体一直很弱，多给她搞点有营养的东西吃。唉，人到老年，却遇到了这么一场大灾难。”
邹靖华也是在劫难逃，同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造反派令她搬家，扣了她的存折，只发给一点生活费。一天，造反派揪住邹靖华的头发，晃动着手中的一张纸片，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老没正经的，头发都白了，还写情书……”
邹靖华冷笑了一声：“如果你的眼睛没瞎的话，请看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年月？”
那家伙一愣，低头细看，这才发现诗后写的是“1938年11月14日”。这正是他们在延安重逢时，许光达写给邹靖华的一首诗。
造反派丢了丑，还强词夺理：“不管怎么说，你保留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的心里应当只有‘革命’二字!”
邹靖华说：“年轻人，你们无法理解老一代夫妻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爱情。”
1968年夏，邹靖华被关进了“牛棚”，不仅屡遭批斗，还被强制劳动。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和屈辱，使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屋子里就有造反派留下的一瓶“敌敌畏”，说是“杀蚊子”的，可邹靖华心里明白，那是造反派给她预备的。真要是“畏罪自杀”，无形之中又会给丈夫加重“罪行”。她最终放弃了死的念头。解放前的白色恐怖都熬过来了，现在更不能死，哪怕再熬10年，也要等待与丈夫重聚。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有了。
1969年6月3日，被残酷迫害了一年半的许光达，带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比愤恨，带着对妻子的无限眷念，在狱中含冤辞世。他是10员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享年仅61岁。
历史是公正的。1977年6月2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许光达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望着骨灰盒上丈夫的遗像，邹靖华忍了8年的泪水夺眶而出：“光达，你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盼到了你安息的这一天!”
（《世纪风采》文 · 葛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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