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11年全国多地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令人记忆深刻。尤其是央视《新闻1+1》栏目曝光的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民间借贷潜在风险巨大，浙江、江苏、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由政策驱动的民间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这种非理性繁荣，无疑已向金融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法律规则的滞后与法律保护的乏力
正确区分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这两类行为，是司法机关正确审判吴英一案的关键所在。
该案所折射的法律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民间借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是否受到了全面保护？民间借贷有无合法性边界，其合法与非法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有人说，民间金融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与充分的法律保护，这一说法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金融体系市场化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的蜕变，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有关民间借贷的立法却一直滞后于社会实践。从现有的法律规则看，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刑法》以及《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
从根本上说，民间借贷的正当性，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定。通观现有规定，《民法通则》相对比较原则，只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此并无具体的解释性条款。《合同法》虽有借款合同一章，但民间借贷合同却被局限于自然人之间，并实行无息推定原则。至于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在该法中并无规定。《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债权人可以选择设定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担保方式，但对担保公司的规定却付之阙如。《刑法》主要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着力于打击非法集资等关联犯罪，但在打击高利贷行为方面却力不从心。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旨在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践中成为认定企业民间借贷行为非法或无效的最主要依据。《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此外，还有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以及地方法院关于当地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指导意见。
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化和不协调，模糊了实务中处理相关纠纷案件时的合法性标准，凸显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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