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不少人对于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代笔”的质疑争议，在网上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仅至今还未结束，反而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方舟子和诸多质疑者不断通过对韩寒早期作品文本的读解和对韩寒本人接受采访等公开信息的收集进行质疑；另一方面，当事人韩寒和韩仁均已经不再在媒体公开回应此事，进入了相对沉默的时期，而在法院的起诉究竟如何，尚有待时日。同时，一些支持者仍然在持续为韩寒辩护，对质疑方进行强烈的反驳。
就事件本身来说，现在的情况和起先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韩寒本人的著作权显然不可能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但事情发展到今天，网上舆论的走向和公众的看法却在发生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双方的支持者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原本支持一方的现在趋于沉默，另一方则有了更多“骑墙者”加入其间。争论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过程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在这里，韩寒作为一个80后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天才少年作家的声誉，则产生了重要的、难以逆转的变化。这一事件会继续发酵，其影响会延伸，但其走向已经日渐明晰。目前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2012年4月1日韩寒的手稿是否按期出版，这是韩寒在争议开始时作出的严肃承诺，估计会引发新的争议和探讨；二是相关的诉讼是否持续。
这一事件持续发展下去的同时，由这一事件引发的思考也会延续。
我以为，这里涉及的关于“代笔”与否的争议，实质上并不在于韩寒的著作权的动摇，而是由此引发的对80后代表人物韩寒的声誉和影响的相当强烈的冲击。有人说韩寒不代表80后，但事实上，他所塑造的年少英俊、潇洒率性的形象，确实具有象征性作用，起码外界谈论80后时都拿他作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2008年后某种思潮最好的代言。
2008年以前，韩寒是单纯的青春偶像，以蔑视文学界的老辈人物而闻名，同时又通过以不羁的形象，潇洒地出现在赛车场的风度引人注目。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三十年经济成长的成果，让中国在世界瞩目中站到了新的高度。但同时，中国的社会思潮却产生出某种焦灼感。80后年轻人物质精神上的困扰凸显，个体幸福感低迷和对社会的期望形成反差。基本上已经步入社会的80后面临诸如房价过高、职场中的自我实现完成不足、感情渴望得不到回应等复杂的“问题群”。
“公民韩寒”因之成形。2011年社会进入新阶段，“韩三篇”的出现也是征兆。曾经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当年《对话》里的好学生去了国外，韩寒却成了社会的某种象征。
由此看来，2008年之后加在韩寒身上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是作为80后象征：他的赛车手的飘逸少年形象，潇洒风流的“酷”，是消费社会的青春偶像；二是被表述为传统政治学的“公民”：具责任感，别人出国，他在国内尽责。这让青少年偶像和传统政治话语“嫁接”，以淡化传统政治话语固有的悲情色彩，显得时尚。“代笔”争议使得这一嫁接断裂了。他又是80后的许多人的认同所系，因此，他当下面临的争议，冲击的既是他本人，也是其形象后面的东西。而目前中国社会对于“诚信”的高度关切，其实也和2008年之后的社会状况相关。
这几年来，社会对于公众人物的诚信要求有越来越严厉的趋势，这是一个明显的潮流，而方舟子正是这一潮流的代表。综合起来看，关于韩寒的“代笔”争议其实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在200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二是公众人物的诚信问题。这一争议一方面使韩寒本人2008年以来的形象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其实是中国社会2008年以来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对于公众人物的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和舆论监督所达到的一个高点。韩寒本人所形成的思潮上的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对于公众人物诚信的越来越严厉的要求，在此不期而遇。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态势。
同时，目前的争议凸显了传统文学的式微和边缘化。在有关韩寒早期作品“代笔”与否的争论中，传统的文学界没有起码的发言权，即使有些人发言，也被争论双方视为无足轻重，这说明传统文学已与公共领域渐行渐远。当年传统文学界参与和肯定“新概念作文”，为80后作家崛起起了关键作用。这一次却没有发挥起码的影响力。因此，现在的讨论实质上说明中国的公共空间新的走向，也就是公众人物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变成一切问题的基础。这说明，互联网的舆论氛围，会在未来对于公众人物形成更为严格的要求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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