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偏离实际应用，评审不够公正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多达4万项的科技成果，但成果转化率仅为25%(发达国家达80%)，产业化率则不足5%。也就是说，投入大量科技资源研发出来的多数成果被束之高阁。同时许多产业却面临核心技术缺乏、关键元器件受制于人的窘迫局面。专家分析，科技评价和奖励的导向偏离实际应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苏国萃告诉半月谈记者：“重论文轻实用、重数量轻质量、重经费轻成果、重奖励轻转化的结果，是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品’，而不是关注科研本身的创新性和研究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导致许多科研成果获了奖就到此为止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秦伯益表示，很多重大成果需要科研人员付出长期、甚至一生的代价。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花了27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花了29年，孟德尔发表遗传规律的论文后35年无人问津，后来被外国科学家证实时孟德尔已去世15年了。“现在，中国的科学家等得起吗？社会实践原本是最权威的科技评价依据，在我国却无法以此为依据，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尴尬的事情。”
“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抑或是重大科技专项或重大科技工程，一些强势单位、强势人员往往排名在前，而真正解决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单位与一线科研人员却排名靠后，甚至得不到体现。这显然偏离了科技进步奖主要奖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初衷，挫伤了科技人员潜心钻研技术的积极性。”谈起这些现象，苏国萃痛心疾首。
对个人而言，奖励与个人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资待遇、院士评选、创新团队申报、下一步的科研项目获取等息息相关。对单位而言，则是与单位名望、科研项目经费竞争与分配、领导的政绩与升迁等紧密关联。这导致不少单位和个人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包装项目，追逐奖项，这与设立科技奖励的初衷渐行渐远。
苏国萃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的评审往往要求评审专家在一两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对几十、上百份的申请书或报奖材料进行审验，评审容易走过场或评错；个别专家利用草拟项目指南、立项评审的机会，使项目集中到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少数人及其下属单位或组织。
朱星表示，与科技先进、经济发达国家相反，我国科技评价缺少具有独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特别是缺乏严厉的监督、后评估和惩戒机制及相关法律，给造假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