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之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频词是其好友巴菲特的名字，倡导“给我加税”的股神与奥巴马想要营造的中产阶级护卫神形象不谋而合。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演讲现场，巴菲特秘书成为第一家庭的座上宾；近期奥巴马频繁穿梭于全美各地，为民主党即将在国会提交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改革方案助威，所到之处言必称巴菲特。
美国需要“巴菲特规则”吗？答案是肯定的。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巴菲特等亿万富豪缴纳的联邦收入所得税率低于办公室里的清洁工和秘书，显失社会公平，这样的税收杠杆鼓励的是投机文化，无益于社会的良性治理，民主党此次提出年收入超百万美元的富翁联邦收入所得税率不能低于30%，此主张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扁平化。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民众支持“巴菲特规则”。
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向16万亿美元大关逼近的美国公共债务定时炸弹必须要有拆除的那一刻，接近1/4的百万富翁所缴税率低于年收入10万美元至25万美元的中产阶层。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税源大幅下降的2009年，由于各种税收漏洞，竟然有1470名美国百万富翁当年分文没有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在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增幅迟缓的当前，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提出要给百万富翁每年再减税15万美元的做法对联邦财政而言，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巴菲特规则”能治愈美国的税收痼疾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巴菲特规则”的剂量显然不够。白宫测算的数据显示，这一方案在未来10年内仅能带来不足500亿美元的税入，也即每个财年新增不足50亿美元的税源，这仅相当于近年来1.2万亿美元左右的年度财政赤字的0.4%，用杯水车薪来形容毫不为过。
其次，白宫的税收政策需要擦去道貌岸然的色彩，美国的财政纪律也需挣脱选票主义的绑架。尽管共和党的低税收、小政府主张饱受攻击，但是共和党在税收政策上保持着较为一致的连贯性。但在今年2月，白宫提出要减少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如今又提出要增加部分群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左右摇摆让其政策背后的经济理念显得模糊，定向选择的“干预性政府”倾向是当前白宫很多政策的特色。
再次，美国税制改革不仅是一个调整税率的问题，更需剔除五花八门的税收漏洞，否则税基难以扩大。2011年家庭年收入超过78万美元的白宫第一家庭所交联邦收入所得税率仅为20.5%，低于奥巴马的秘书，大量的慈善捐赠带来的抵扣帮助拉低了实际缴纳税率，使得本要缴纳第六档最高税率的第一家庭实际承担了比第三档税率还低的税负；无党派的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由于形形色色的各类税收漏洞，46%的美国人当前都不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因而在美国指责别人合理避税，难免是五十步笑百步。
两党在税收议题上的交火势必延续，难以想见这场争斗能在大选前尘埃落定。11月大选之后或许将上演国会仓促调整税收政策的局面，难怪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今年末称为美国的“财政悬崖”。美国定能越过这一短期悬崖，但是尚未看到美国在中长期财政悬崖前勒马的十足诚意，毕竟制定规则者没有直面这一问题的勇气，也在滥用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国际安全资产避风港的红利，打破这种死局离不开美国选民和市场的外来倒逼压力。 (蒋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