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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对我来说仅仅是个数字而已。”当我问及王相玲对钱的理解时，她这样回答。“我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财政局工作，后来从财政局局长到副市长这个位置上。我和数字打交道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算对这笔经济账。”说到这里，王相玲的眼圈又红了。她说，犯罪后带来的社会影响、自由等都抛开不说，单是算一算经济账，职务犯罪也是极不划算的。作为一个副厅级领导干部，她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且吃的、喝的基本上都是国家的，还有专车和司机。“我不需要养房，也不需要养车。我工作十几年退休后还有退休金，简单算一算就是几百万元，实在不是我受贿的一点钱可以比的。就是说，仅算算经济账也是很不值得的。”
“我从来都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钱，都是我给他们办成事后，他们后来给的。”王相玲说，别人给她钱的时候，她也曾三番五次地推辞，可别人还是硬留下来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内疚和惭愧，但由于我多年工作在濮阳，个别同学、老乡、熟人难免有求于我，过年过节要送礼表示感谢，态度十分诚恳坚决。再三推辞不掉，碍于情面，有时只好暂时收下，想日后再退。时间一长退不掉时，就放松了思想警惕，认为事后送礼，又不是权钱交易，应该不会出事，总是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果一次次犯下严重错误，以致走上了犯罪的路。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我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成了金钱的牺牲品……”这是在庭审中王相玲所说的一番话。
“我虽然有坚守防线的意识，但没有坚持到底、死守到底。收钱后，我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想着哪一天事情会败露，但理智没能阻止欲望闸门的打开。”王相玲说，她最终会被法律这道高压线击中已经不是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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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总想能抽出时间来歇一歇。”王相玲说，在外面的时候，她的手机24小时开机，“纵然是星期六、星期天能休息上一两天，但弦也是时刻紧绷着。我是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唯恐工作做不到位出现安全事故。”
“那个时候，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包括外部的形象，比如说有风度、有气势，穿衣得体、大方，另一层面上的形象指的是政声，换句话说是在群众中的口碑。我每天要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要风风火火地工作，要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项事务等。”王相玲苦笑了，“现在再也不会有手机铃声在我耳边响起了，我已经听不到自由世界的任何声音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害怕孤独，害怕自己闲下来，恨不得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做。我会想到自己出狱后会干些什么，我会办个实体，我会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会学习美容美发技术，担任形象设计……我想了很多，也计划了很多，可我想到目前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心灰意冷了。”王相玲说，她连自由都没有了，那些所谓的想法都是空谈。
“前一段时间我们监狱六监区和七监区的服刑人员举行辩论赛，辩论的题目分别是‘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人的命运由社会主宰’。我是旁听，是听众的角色。”王相玲说，参加监狱组织的活动可以暂时让她忘掉许多烦恼。
“我觉得人的命运由自己主宰，但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人的发展不能抛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不能与道德、法律的规定背道而驰。而我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没有了回头的机会。”王相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过去已经归零，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到，只能选择把握好现在了。”
“人活一张脸，我现在是没有脸活着了。可是，我放不下年迈的父母。现在我刚入监，按照规定还不能往家里打亲情电话，我迫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消息，我不在他的身边，孩子该如何生活。”说到这里，王相玲的情绪彻底失控，她捂着脸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
“人不能犯罪，尤其是女人不能犯罪，因为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老人和孩子都需要她去照顾，我犯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王相玲痛快地哭着，谁也无法劝说她停止哭泣。这泪水中包含的是悔恨、绝望，还是别的什么，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