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减负效果为何不佳？
学业负担过重表面上是教师造成的，但实际上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以及家长非理性期待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
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建国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2004年教育部又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50多年来，教育部第六个减负文件。
“政策是一回事，执行中又是另一回事。”苏君阳说，减负效果不佳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客观地说，主因不在学校，但学校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洪明对于学校减负不力的说法，有切身体验。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当时学校没有补课，没想到家长有意见，质疑：“旁边那所比你们好的学校都在补课，你们为什么不补？”最后校长承受不住压力，妥协了，安排教师补课。
“生存的压力迫使我们有时不得不给学生增负。”马东宝说，“生源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学校生存的命运，要有好生源，学校就需要有好的升学率。”
“在强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学校自然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洪明借用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分析——假设有A、B两所处于竞争状态下的学校，在不考虑其他办学措施情况下，如果他们都不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最终结果是该考上多少就是多少，学生和教师都很轻松。如果A校悄悄增负，B校没有增负，那么A校会大大提高升学率，声誉大增；而B校升学率会相对下降，声誉大减。如果两者都增负，那么在升学结果方面估计不会有多少改变，但学生和教师的负担大大增加。可见，大家都不补课是最佳的，但对于校长来说，为了避免被别的学校超过，理性(也是最佳)的选择只能是补课。家长的心态与处境与学校类似。
“学业负担过重表面上是教师造成的，但实际上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以及家长非理性期待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在以升学率高低作为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标准与择校依据的时代，许多学校、家长，甚至一些地方行政机构行为目的的定位错位，导致教师、家长乃至学生行为产生了一种无奈的顺从与追随，这样在其他选择策略不变的前提下，最后只能选择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给学习加码。这就是一种难以扼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如果一个人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随之这么做，最后导致大家都不得不这么做。”苏君阳说。
现有的评价体系是减负难落实的原因之一，这得到了不少专家的共鸣。
梁威经常和一些校长交流，有些学校校长每年最怕的就是中考、高考后区县开会。在总结会上，将会对不同排名的校长有不同待遇。众目睽睽之下，校长们如坐针毡。“教育的压力从大学传导到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到幼儿园，形成了一条无形的压力链。因此，在教育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之前，承载这个压力的最后对象就只能是学生。”梁威说。
“现在我们陷入了教师以升学率评价学生，校长用升学率评价教师，教育部门用升学率评价校长，政府部门用升学率评价教育部门，社会用升学率评价政府部门政绩的怪圈。”翟博说。
减负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育发展观和教育价值观；学校要发挥主体作用，不要推诿，加强校本教研和培训，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家长也需要对人才观、教育观进行反思。加强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用客观的、可靠的数据和事实来说明负担过重的危害和减轻负担的重要意义；抓紧研究那些减负工作做得好的成功案例，供各地、各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参考借鉴。
“中国教育有问题，但并非全部是教育的问题。减负问题很复杂，不能把减负问题的解决过于简单化。”苏君阳说。
变革现有观念，建立正确的人才观。很多专家提出这是减负的关键。
“这段时间，媒体在炒作哪所学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多。这传递了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无疑暗示着：不仅要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梁威认为，要减负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建立良好的社会评价环境；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人人成才、多元成功等观念；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马东宝提及了在网上看过的一则新闻，印象很深：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市长艾尔先生，每个周末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为市民掏烟囱。因为清理烟囱又脏又累，所以烟囱工酬劳高，也受到市民的欢迎和尊重，而艾尔先生以前就是一位掏烟囱的工人。这在中国也许是一件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掏烟囱的工人也能当市长，烟囱工也能有高收入、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为何不愿意孩子们快快乐乐、没有负担地成长呢？”马东宝问道。
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也是落实减负必须要做的。
罗滨去美国考察时，发现美国一所学校也在培养杰出人才。这所学校只有2200多人，而选拔出来作为杰出人才培养的有1200多人。这个比例大大出乎罗滨的意料，她问：杰出人才的评定标准是什么？老师说：只要他自己认为是，我们觉得还行，那他就是杰出人才。“要减负，需要在方向上加以引导，政府部门用什么标准评价学校，学校用什么标准评价学生。这非常重要。”罗滨说。
“有的孩子乒乓球打得好，有的篮球打得好、钢琴弹得好，但如果老师们、家长们觉得这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成绩好。长此以往，孩子们的信心没有了，个性被压抑了。”王葎说。梁威认为，在学校教育中，要建立科学、多样化的评价标准，不能仅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洪明建议，地方教育部门应消除“教育GDP”观念，尽力将升学与学校评比脱钩，或者将中高考社会化；学校内部也应尽力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评价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