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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阎连科:中国小说与世界差距没拉大

2012-06-21 08:22:00 来源: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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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阎连科:中国小说与世界差距没拉大

  阎连科说话很快,不经意时,方言冲口而出。

  如今,阎连科被各种头衔所包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当代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等,其实,仔细翻翻他的小说,几乎每本都离不开农村生活。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深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也许,不忘初心,才是阎连科最真实的符号。

  与读者合影时,阎连科双臂紧紧地贴在身体上,随意大家摆弄来、摆弄去,僵硬地配合着各种POSE,显得与喧闹并无关联,却又息息相关。 

  这一期的41度文化论坛特别热闹,《北京晨报》、精典博维公司、凤凰网读书频道、《北京旅游》杂志、大佳网、天涯文学、《中国图书商报》、中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因为,大家心中有共同的好奇。 

  这是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小说这种美丽的文体能否存活下去,已经成了一个议题。在今天,坚持去做小说家,多少会显得有些超然,有些寂寥。所以,我们才特别希望听听阎连科怎么说。 

  阎连科

  河南嵩县人。1978年应征入伍,在26年的军旅生涯中,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等,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表作有《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

  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开始

  北京晨报: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业,您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阎连科: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因为写小说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进城,那时除了饥饿,就是革命,想改变命运,一是考大学,二是去当兵,如果都不行,就只剩下文学这条路了,所以大家刚开始时,既不是为心灵写作,也不是为读者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再到“为写作而写作”,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北京晨报:您为什么没去考大学? 

  阎连科:1977年我参加高考了。我只上过高一,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只复习了一两周,考场设在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10多天,又到古庙报志愿,我连志愿是什么都不懂。老师说,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连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差点上了自卫反击战前线

  北京晨报:后来您参军了?

  阎连科:是。在部队我各方面都不好,队列走不好,单双杠也做不好,木马都跳不过去,结果射击比赛10发打了100环,团长踢了我屁股一脚,让我换个地方打,结果我又打了99环,就派我参加师级比赛,结果并列第三,打了98环。那时正赶上自卫反击战,在挑战士上前线,那一段我紧张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很奇怪,自己什么都不行,为什么偏偏打靶这么好呢?前几年我又打了一次靶,还是90多环。 

  一天我正出黑板报,营教导员看到了,当时营里有文化的战士很少,他看我连写带画,很快就完成了,就推荐我去河南信阳参加军队文学创作学习班。他暗示我说,你回来时,部队可能已经开拔了,你要想上前线的话可以追,但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追的,不如就在营地里把猪喂好,把菜种好。为了保留一个写小说的种子,他确实费了心。 

  在学习班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小说还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回来后,我开始认真写小说了,一口气发了几个短篇,第一次得了8元稿费,我用4元钱给同伴们买了烟和糖。 

  北京晨报:从农村到军队,当时能适应吗? 

  阎连科:非常适应,因为吃得好,能进城,那时在农村受的苦比在部队训练受的苦要多得多。

  年轻人为名利可以原谅

  北京晨报:从“为物质的自我”写作,又是如何转化成“为精神的自我”写作呢? 

  阎连科:那要看你内心的膨胀,物质解决了,便开始想成名成家。20岁前,我只读过《金光大道》、《烈火金刚》之类,在部队,我当了2年图书保管员,那时图书馆每周六下午和周日才开放,平时可以看书,这时才发现过去读的书并不好,世界上原来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居然一直没传递给青年人,没有成为他们的精神营养。现在网上,网友说最不喜欢《红楼梦》,最喜欢《潜伏》,在一所著名大学,校园里挂了一个巨大的横幅,上书 “追随尔康,还是选择紫薇,一切由你自己决定”。这话通不通另说,在今天的年轻人眼中,这些就代表了他们的“名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为精神的自我”写作,也就是为了名利,这是每个作家都必须经过的坎,卡夫卡那么伟大,为了拿一个很小的奖项,也找别的老作家商量:你得过那么多次大奖了,这次奖让给我吧。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坎最终要迈过去,我年轻时也很在乎评奖,但今天就很淡然了,名利来到门前,我会把门打开,让它进来,但不会冲出门去抢。

  讲真话才能“为写作而写作”

  北京晨报:淡然了,是不是就是“为写作而写作”了?

  阎连科:是,但依然不高尚,还是在为个人而写作。人们说我代表了底层农民,其实我写作时,从来没想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小说就是表达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但最终会与读者不期而遇,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一定要讲真话,巴金先生去世前说,并没把一生中100%的真话讲出来,讲真话本是文学的基础,结果却搞成了最高境界之一。

  北京晨报:好像每个写作者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

  阎连科:那要看是大真实还是小真实了,小真实可以糊涂,大真实不能糊涂,面对巨大的黑暗,你就无法赞美蜡烛的一片光明。不能写了很多故事,却看不到作家的立场,名为真实的小说,却还不如打开一份报纸的震撼大,这怎么算是真实呢? 

  我们为什么支支吾吾 

  北京晨报:您怎么看韩寒、郭敬明这些新生代的作家? 

  阎连科:韩寒的小说写得不如老作家,但他比老作家坦率。我们不敢说话,不敢面对现实,不敢为别人、为自己去争取,一个人又想写好小说,又想赚钱,又想拿奖,又想让读者别骂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太多,太知道明哲保身,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敢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固然坚持了底线,可两方面都不说,就只有沉默呗。

  北京晨报:感觉老一代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支支吾吾。 

  阎连科:因为他们与世界拉开了很大距离,看到的信息就那么多,刚开始他们也会怀疑和批判,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信息资源更丰富,所以会觉得上一代人说话与现实脱钩。一个人并不是你开上好车,住上好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也不是没工作、没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写作和世俗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不发生联系,你就不知道现实是什么,贴近世俗,你就与95%的人建立了联系,但问题是,今天大多数作家失去了这种联系。

  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今天的文学似乎有些失落,为什么? 

  阎连科: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了,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纯粹的文学,因为当时文化环境相对纯粹。今天出现了一些吊诡的事,但文学能否把握好,这是作家的能力与才华的问题。 

  北京晨报: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多元,但与真正的多元社会相比,依然显得单调,这是不是制约当代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阎连科:今天的现实比过去丰富了,但并没实现真正的复杂,出现了多元中单调的问题,因为大家在灵魂上都太单调了。今天各种文学样式都存在,但批判式写作往往停留在文学口号上,没触及到体制的东西,歌颂式写作则多是表层,并没表现出人精神中极大的爱。 

  应该说,今天的写作还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没被抹杀掉,也没被填补。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因为现实复杂深刻,人性扭曲独一无二,只是你能否写出最复杂的世界和最复杂的人性,能否把内心世界撕开来,呈现给读者。 

  老作家回潮要看作品

  北京晨报:这两年来,不少老作家又回归严肃文学的写作,您怎么看? 

  阎连科:最重要的不是谁回来了,而是写得怎么样,写得好,就会被读者接受,没写出来,不过是出版数字上增加了几个而已。真正经典的作品,不要担心读者读不懂,而是要考虑自己与经典的距离有多远。 

  今天许多年轻人喜欢看韩寒,但过了那个阶段,他们也会关注其他的当代作家,所以我总说,不要忽视韩寒为严肃文学培养的读者群,希望地铁上人人读鲁迅,也不太现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创作,毕竟今天写作的人数增多了,阅读的人群也增多了,只是大家读的不是我们所希望读的书。

  当代的写作并不一定伟大,但它属于今天的读者。从历史上看,可能哪一代作家,也无法像凯瑟琳·罗琳那样卖掉这么多本书,今天有电脑游戏,有电视剧,可几乎没有读者能拒绝她,这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作家影响在扩大

  北京晨报:与世界文学相比,今天中国文学差距颇大,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阎连科:今天年轻人的阅读基本是从西方文学开始,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再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什么了,而是减少什么。年轻人如何开始不是问题,但从创作来说,最终会走上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传统文学的道路,也不是西方文学的道路。 

  北京晨报:去年以来,“短经典”丛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来自印度、摩洛哥等国的作家尤其令人震惊,感觉中国当代小说与他们有了不小的差距,可不可以这么看,我们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阎连科:“短经典”介绍的都是短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短篇创作在下滑,但长篇的影响却在逐步增加,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多,当然,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关注相比,还不成比例,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差距并没拉大。短篇小说是受压抑的文体,不太容易市场化,局面显得困难一些,但阿乙、蒋一谈、葛亮等作家的创作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也被读者们接受了。“短经典”带来了短篇的复兴,让年轻人也喜欢看短篇了,这是一件好事。我甚至想把长篇暂时停下来,去写一些短篇。

  文学是明天的事业

  北京晨报:在推动文学进步方面,局外人应怎样去作为? 

  阎连科:文学是明天的事业,明天的判断比今天更重要,所以要顺其自然,不要引导,不要过多干预,从古至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被谁引导出来的,伟大作品本身就会引导作家。有些东西要放到明天再来看,今天说什么都为时过早。 

  北京晨报:您刚从香港讲学回来,港台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与世界更接轨,可似乎也没产生出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这为什么? 

  阎连科:港台保存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有很好的语言方式,这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出没出伟大作家,需要明天再来评价,文学创作是说不准的,不是必然如何,阿尔巴尼亚那么小,也出现了卡达莱这样的大作家。 陈辉/文

[作者:张中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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