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营造理性、健康、宽容的环境”
我们往往在做一个探索的时候，社会舆论马上就跟我谈公平；当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社会舆论又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过分地追求平均，我觉得是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不尊重。既保底又不让冒尖，怎么可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施一公直言不讳地说。
“通过和大学的联合培养，能不能给优秀的孩子找到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何晓文表示，“高校招生也是出于无奈。唯分数论，在老百姓看来是公平的，但人的智慧是多元的，用这样一张考卷评判孩子的优劣实在不公平。”
“我们现在用总分的方法是为了操作简便，别人提意见比较少，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认为，华罗庚、钱伟长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入学，是录取他们的人敢于识别他们，也能够识别他们，而且识别对了。
“但今天，我们要面临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因为我们往往在做一个探索的时候，社会舆论马上就跟我谈公平；当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社会舆论又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总是处在舆论的围攻下，所以我们做任何一项探索、改革难度都非常大。”一著名大学校长直言道。
现实的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培养拔尖人才的文化环境同样不可或缺。一位以色列母亲的问语让施一公记忆深刻：“今天你有没有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觉得非常意外，不可思议？”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营造一个理性、健康、宽容的环境，这是非常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舆论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强调说。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书记程红兵表示，对极少数高端科技人才，我们完全可以取消高考环节，代之以全面衡量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素养，教授们集体考核学生，以录取学生进入一流高校。改变文化，首先要从改变政策做起，为高端人才培养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