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甘维尔-基思学院的一个小院里，一位身材高大、白发蓝衫的老教授正微笑走来，他就是“剑桥诗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该校终身荣誉英文教授J.H. Prynne先生。他有个很特别的中文名字：蒲龄恩(见图1，宋金峪摄)。
作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诗研究所“编外”的“教授”、“图书馆长”，并曾在广州大学任教过半年的蒲龄恩与广东高教界交情颇深。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他不时谈起自己对广东的感情，以及对中国大学的美好期许。
人物简介
蒲龄恩，英文名J.H.Prynne。剑桥大学甘维尔-基思学院终身教授，退休前曾任学院图书馆馆长，英语研究中心主任。蒲龄恩是当代英国的后期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剑桥诗派的中心人物，是当今英语诗歌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以语言实验著称。
曾尝试用古汉语写诗
羊城晚报：人们称您为当代英国实验派的奠基者，但也觉得你的诗很难懂，您自己如何看？
蒲龄恩：(笑)我也觉得确实比较难懂，但现代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难”。当然这可能跟我比较注重诗歌的零件———“语词”有关系。有一次，我在街上随意散步，忽然发现路旁有个破纸箱子，我顿生了一个念头，要把箱子上那个词“mini-cheddars”(注：一种饼干商标)用到我的诗里，后来我真的这样做了！对读者而言当然比较难懂，但理解起来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会如此有“中国情结”？
蒲龄恩：我从小就开始写诗，热爱诗歌，写诗的时候也看到过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这种特别的东方风格我很喜欢。后来我研究了关于汉代历史的一些课题，认识了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戴镏龄教授，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我在剑桥的同事和朋友李约瑟博士，也是一位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著称的学者。这些都让我特别关注中国文化。
羊城晚报：听说您还曾经一度学习过汉语并用古汉语写诗。
蒲龄恩：对，上世纪90年代我在苏州教书的时候，曾尝试着学了一点。但是回到英国教书之后，又基本上忘掉了。你们看，这是我写的唯一一首中文诗，字迹也是我的书法———《结伴觅石湖》(见图2)。
第二天，我给学生们看，问他们觉得怎么样？可他们只是说，不押韵啊。我解释，我知道不押韵，因为我的中文词汇量太小嘛，可他们还是说，不押韵啊。所以我就不写第二首了。
关注中国年轻人成长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跟中大外国语学院戴镏龄教授的渊源。实际上，从亲自指导他所推荐的博士生开始，您就一直关注着很多中国年轻人的成长。
蒲龄恩：对，戴教授首先推荐了一位学生，希望他到剑桥来深造，问我能否提供一些指导。我马上回复，您的学生就是我的朋友，这位学生就是如今中大外院英诗研究所的所长区鉷。我与很多学习研究欧美文学的中国年轻人交流过，他们求知若渴。
羊城晚报：在研究所，师生们都叫您“洋雷锋”，因为您不仅指导过很多年轻人，而且图书馆里有七百多本书都是您出钱出力帮他们搜罗来的。
蒲龄恩：早先，区教授说办起了英诗研究所，而且有一个图书馆，我问过他三次是否要帮忙，他才告诉我，图书馆里没有书！主要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具备国际结算的信用卡，不能从外国买书。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羊城晚报：以您在中国的苏州、长沙和广州多所高校任教的经验，觉得中国学生表现如何？
蒲龄恩：我所待过的中国校园，都很有学习氛围。街上随处可见抱着书本和讲义的年轻人，他们都忙于学习。我对这种学习氛围感到非常舒心。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国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不会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加强的。
羊城晚报：您对广东印象如何？
蒲龄恩：广州很繁华，我在中国别处都能骑自行车，到这里可不行了。而广州人相对于别处而言，很活泼，很独立。而如今广东面临的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正是它之前成功的原因。比如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广东来工作，为经济发展做着贡献。但现在，让人口合理流动、提高外来人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却更值得引起重视。
邓琼、宋金峪、马汉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