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慈善危机：信用底线尚未筑牢
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仍有较大差距，英国、美国等34国社会捐赠占GDP均值为0.38%，而中国仅为0.18%
7月，《慈善蓝皮书(2012)》正式发布。
在经历了2011年“郭美美”、“卢美美”、尚德门诈捐等事件之后，人们对慈善开始反思。慈善公益体制该怎样设立，政府与社会组织怎样才能各安其位，商业与慈善如何区隔……走过“危机”年，中国慈善未来亟待在改革与创新中寻找新思路。
不久前，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与其发起人“福建首富”陈发树，深陷“诈捐”的舆论漩涡。目前社会上有关其“诈捐”的讨论再次把公益慈善推上风口浪尖。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2011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达845亿元。然而，随着我国慈善组织数量快速增长，慈善捐赠规模的逐年扩大，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公开性、透明度不够的问题日益凸显。
“与政府信用，商业信用等等信用相比，慈善信用应该是代表着最高道德境界的一种信用。”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信用与法律研究所专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卢德之指出，慈善的本质和最高境界就是道德事业，慈善信用体现着信用的最高境界，是社会信用的一种底线。
《慈善蓝皮书(2012)》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必须看到我们慈善事业所处的大背景。城市化率45%-65%是个“坎”。在这个“坎”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入快速提升阶段，收入差距处于一个较大的张力状态上，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凸显，社会会进入一种冲突加剧和群体性焦虑阶段。很多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也正在经历这一阶段。如何真正发挥慈善的作用需要认真思考。
专家指出，慈善事业被经济学家誉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太健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中国，慈善事业肩负了更多的责任。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本身发展较晚，现代意义的慈善文化依然不成熟。“当前我国还缺乏清晰明确的现代慈善思想。”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巡视员姚显会说。
“2011年我国845亿元的社会捐赠总量相当于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8%，而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是1.98%。”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捐赠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有较大差距。1995年至2000年，英国、美国等34国社会捐赠量占GDP均值为0.38%，近四五年，美国社会捐赠量占GDP的2%左右。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指出，慈善是公众的共同事业，而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社会广泛参与非常重要，然而目前，我国民众还没有形成经常性的捐赠习惯。
2.透明不够：信息公开大有可为
八成公众对公益组织透明度不满意，在中国2000多家慈善基金会中，有公共网站的不到25%，在网站上公开财务、捐赠信息的更少
《慈善蓝皮书(2012)》显示，只有9%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客观完整地披露信息，有12%的基金会从来没有披露过信息。八成公众对公益组织透明度不满意。在满分为100分的透明指数方面，180家非公募基金会平均得分仅为38.7分。
长期关注慈善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王修林指出，在中国2000多家慈善基金会中，有公共网站的不到25%，每周更新信息的不到5%，在网站上按照要求公开财务、捐赠信息的更少。
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向社会发布、《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出台……2011年，慈善信任风波发酵的同时，要求公益慈善信息公开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不论是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还是政府相关部门，都开始了一系列重建公众信任的努力。
“我们搞公益慈善事业搞了几十年，直到2011年《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公布，才有了第一个有关信息公开的详细的指导性文件。如果公益慈善信息早点公开，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多些了解和监督，这些网络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说。
“目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尽如人意、饱受诟病，根源就在主要慈善组织的垄断与封闭。”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说，“眼下我国有权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仍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不在乎舆论监督，也就缺乏公开透明的动力。”
“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易得性方面，非公募基金会都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慈善蓝皮书(2012)》主编杨团强调，透明度问题既与基金会意识不够有关，也与基金会自身能力不足有关。首先，要提升基金会负责人的信息披露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不仅应根据《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披露信息，而且应该进一步提高要求，尽量做得更好。其次，要提升基金会的信息披露能力。有些基金会管理能力不足，无法按照要求提供信息，还有的不知道如何披露。
3.补齐短板：监管制度必须跟上
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慈善事业法，相关制度性缺失是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2011年随着我国慈善领域相关问题的出现，相关部门也加快了政策出台的脚步——
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逐渐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和落实社会募捐和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策，保护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地方的慈善立法和相关政策也有进展和突破。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最后阶段；深圳、广州尝试开放公募权；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宁夏、宁波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改革双重管理体制。
但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出台一部全国性的慈善事业法。“目前虽有一些有关捐赠的法律规范，但是还不够成熟。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可操作性不强，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过时。总之，慈善处于较为失范的状况下，加快慈善立法的步伐十分必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
此外，相关税收政策应进一步研究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指出，国家政策在税收方面对企业从事慈善的鼓励力度还比较有限。国家规定企业享受慈善捐款抵扣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较低。
据了解，1916年，美国就开始立法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也随之开征，后来遗产税与赠与税合并。美国对遗产的起征点比较低，并且税率较高，遗产的价值超出65万美元就要征收37%的遗产税，一旦遗产的总额达到300万美元以上，遗产的税率就要高达55%，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这也是美国许多人选择在有生之年把财富捐献给社会的重要原因。因此，慈善减免税收的制度，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慈善蓝皮书(2012)》指出，未来的中国，慈善捐赠可能从现在的百亿量级达到千亿量级，参与慈善的公民将从少数人上升为数以亿计，中国的慈善必然突破预设的弥补公共财政不足的地位和角色。“监管制度、税收政策怎样跟上，关系着中国慈善业的长远发展。”杨团强调。(本报记者 陈 恒 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