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代表湖南角逐“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文物局将于近期公布新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进入预备名录，才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机会。
如果将申遗视为“终考”，那么申请进入预备名录可以称为“中考”。
尚无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湖南，此次共有三个项目应试“中考”：永顺老司城遗址、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遗址，以及湘西南地区的侗族村寨。
三名“考生”中，永顺老司城遗址最被看好。近日，省政府成立由一名副省长挂帅的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助其“赶考”。
记者袁树勋
名额将缩减，“考生”竞争更激烈
上一次预备名录更新，还是2006年，当时共有35个项目被纳入。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世界遗产组织”开始执行新规则：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35个项目都轮上的话，得35年，哪个地方政府有这么大耐心？”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申遗是个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除了被排上日程表的几个，其它的储备项目，所在地方的政府大多没认真准备。”
他记得，有一次，有申报项目临时需要更换，“但三十来个储备项目中，居然找不出已做好准备的。”
正因为如此，每隔五六年，预备名录会重新洗牌：遗产保护和管理良好、准备充分的新项目会被纳入，不佳者则予以剔除。
去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预备名录更新通知。孙华了解到，鉴于之前预备名录项目偏多，这一次，“数量应该会控制在三十个以下”。
与孙华同属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刘克成，不久前在通道县考察，也带来预备名录将缩编的消息。
超出专家们意料的是，各地的申报热情却很高，这次一共上报了71个项目，比上次还多。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对上报项目进行了初选，“只留下了49个”，孙华透露。
湖南的三个项目全部入围，但还要面临一次激烈竞争。按预算，49个项目还将砍掉近4成。
结果原定8月份揭晓，“目前看来，有可能延迟到9月，最迟不过10月。”孙华了解到。
凤凰再应试，老司城“初试锋芒”
2006年，凤凰古城已被列入预备名录。这一次，按国家文物局要求重新提交申报材料，凤凰更换了申报内容。
这个湘西小县，近几年旅游业迅速发展，宾馆、酒吧林立，古城原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如果按申遗的要求进行整改，不仅难度大，成本也太高了。”凤凰县文物局局长、申遗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滕跃进称。
另一个原因是，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都已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凤凰再以古城名义“申遗”，胜算不大。
凤凰县政府找到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张杰，希望借助他丰富的“申遗”经验，找到新方向。
去年8月，张杰到凤凰，滕跃进陪他下乡考察。一连看了几个寨子，张杰都不满意。
准备回去的时候，张杰看到一个山坡上有城墙，问“是不是遗址”。两人爬上山坡，满头大汗，张杰看了会，问滕跃进，“这类东西你们有多少？”得到的答复是，“大的40多处，加上小的有几百处。”
张杰循此线索又考察了几天，不久后，新的方案敲定：从县内存留的城镇、屯堡、哨卡、边墙等470多处军事遗址中，挑选出有代表性者，以“区域性防御体系”的名义申报。
从元代至明清，凤凰一直是湘西地区的军事重镇，门类齐全的防御性遗址，正是土著文化与楚文化、苗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印证。
张杰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现有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军事类的很少，申报成功的胜算也更大一些。
凤凰是“二次应试”，老司城则是“初试锋芒”。
老司城位于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境内，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老司城，相继发掘出的宫殿、宗祠、街道、墓葬群等，拼凑出一个颇为完整的土司王朝古都遗址；考证出的800多年统治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央王朝。
“完整地反映了土司这一特殊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成为老司城最重要的申报理由。
湘桂黔三省区六县“抱团”赶考
湘桂黔交界处的“侗族村寨”项目，有些特殊。
这个项目由三省区六县联合申报，因此也为湖南额外争得一个名额——按规定，每个省份最多申报两个项目，但联合申报不计入此类。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项目发起者，当地人对“申遗”并不陌生，他们曾经离“世界遗产”很近。
2006年，六省九县的“丹霞地貌”景区联合申遗，通道万佛山是成员之一。但在正式提交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前，前来考察的国外专家认为该项目景观数量太多，有重复嫌疑。通道成为出局者之一。
不久之后，“中国丹霞”申遗成功，最早发出倡议的邵阳新宁县，为湖南挣得一张“世界自然遗产”证书。
再次“申遗”，通道吸取教训，充当起项目发起人，并很快得到贵州黎平县和广西三江县响应。
通道、黎平和三江地理接壤，属侗族南部方言区核心地带，也是侗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区域。
今年上半年，湖南绥宁县，广西从江县和榕江县，又相继加入这个项目。
这片区域最核心的文化遗产，是其历史悠久又兼建筑美感的古建筑群，包括跨河的风雨桥、祭祀之用的萨坛、村民聚会议事的鼓楼。
“我们最初就考虑以侗族古建筑群的名义申报。”通道县文化局局长、申遗小组成员张建国回忆。
很快有人提出反对：以建筑之名，无法体现侗文化“活着的遗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性。
“侗族文化生态区”的概念于是被提出。不过，这个名称似乎又缺少“古建筑群”这一核心要素。
当地政府请来孙华帮忙筹划。
孙华长期在侗族地区调研，又是“申遗”专家。他建议用“侗族村寨”，既兼顾各方要素，也是比较规范的遗产名称。
另一方面，这一名称也更符合大众习惯。曾经被评为“最唯美电影”的《那山那人那狗》里，刘烨带着黄狗在瓦屋檐下、青石板路上穿行的镜头，就取自通道、绥宁两地的苗侗村寨。
除了分数“硬”，“出身”也很重要
申报文本是“申遗”重头戏，包括遗产描述、列入世界遗产的理由、保护情况与影响遗产的因素等诸多门类。大到写上封面的申报名称，小到文中的每个字句，都需反复斟酌。
“比如，我要说老司城是世袭时间最长的土司王都遗址，为了这个‘最’字，就得准备一堆翔实的考古资料来证明。”永顺县文物局副局长鲁选龙举例。
因此，一套申报文本的制作价格不菲。仅编制者的酬劳，市场行价就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文字材料，是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规划，老司城为这次申遗要准备的规划，有24个。
以上两类文字材料提交后，国家文物局会派专家进行现场考察，核对材料的真实性、保护和管理的力度、当地的民意等，最终形成考察报告。
湖南三个项目的现场考察，两月前已陆续结束。特派专家们的意见很重要，但发言很谨慎，除了鼓励和礼节性的赞誉，并没有实质性表态。
最后一道程序，是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以上三类材料进行评分，按得分多少，确定进入预备名录者。
为避嫌，去过现场考察的专家、帮地方制作过申报文本的专家，都不能参与评分。
“身份”的差别，也会影响“考生”进入预备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分为三大类：线性遗产，如大运河、丝绸之路；工业遗产，如白酒酿造古遗址、古瓷窑遗址；文化景观遗产，如已经申遗成功的杭州西湖。
“预备名录的设置，也会按三大类别，各自储备一定比例。”孙华介绍。
另外，主管部门通常也要考虑“一碗水是否端得平”。
“如果报上来的项目条件相差不是太大，会尽量各省份都照顾到，不至于厚此，也不至于薄彼。”一名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说。
他要表达的另一层意思是：三十来个省份竞争不到三十个名额，湖南的三个项目，不大可能都入围。
“湖南最可能拿下一又三分之一个名额”
眼下，正是“中考”最关键时刻。
各地都在加紧公关。湘西州一名申遗小组成员说，过去的一个多月，他都在长沙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争取主管部门和专家的支持。
这名官员认为，作为一个尚在发掘中的遗址，老司城的保存完好性独一无二，核心价值也很鲜明。
不久前，湖南省成立了由一名副省长挂帅的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省发改委等10多个省直单位。
申遗是件耗力又耗财的系统工程，若想成功，离不开省里的资金和项目支持。所以，省一级的态度很关键。
各种信息，也让鲁选龙对老司城进入预备名录很有信心，“我们把工作目标前移了，争取成为‘中国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2013年和2014年的申报资格，国家文物局分别给了云南哈尼梯田和京杭大运河，2015年申报是永顺人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今年3月，湖南省文物局一名副局长在永顺挂职县委常委，帮扶“申遗”事宜。
而牵头“侗族村寨”项目的通道，也将迎来一名省文物局的挂职干部。
携三省区之力，是“侗族村寨”的特有优势。
“如果‘侗族村寨’进入预备名录，湖南也只占三分之一，不会冲击各方平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分析，“湖南拿下一又三分之一个名额的可能性最大。”
相比之下，凤凰有些落寞。但滕跃进相信，凤凰的名气，扎实的申报文本和保护规划，是其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