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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早早起床，像往常一样，把过肩的长发拢成一束，歪歪地盘在头顶，用一根黄色皮筋套住。不同的是，这次她特意在后脑勺的碎头发上，别了一个画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发夹。
更不同的是，这是在英国伦敦，这个17岁的姑娘，作为中国女子举重队的一员，即将出发去参加53公斤级比赛。
7月29日，伦敦奥运会迎来第一个排满赛程的周末。
前一天，与周俊同住奥运村一间套房的队友王明娟获得女子举重48公斤级的金牌。新闻里反复播放着她夺冠后的笑脸画面，夹在欢呼声和掌声之中，定格在当日的头条。
从抵达伦敦那天起，周俊兴奋地打了一通又一通电话给住在湖北大山里的爸爸妈妈，想告诉他们自己的比赛时间。但这个没怎么出过国的姑娘似乎总也搞不清楚时差的算法，害得父亲周立平不得不一遍遍重新记下观看时间，“一会儿打电话说是10点，一会儿又打来说晚上10点，又改成早上6点，比赛前打的那些电话，净说时间了。”
终于搞明白了，北京时间7月29日晚上6点。电视转播里，穿着印有China字样运动服的周俊，与不同国家的选手一起排队走进赛场。这位父亲看到了别着粉色发夹的女儿，走上如大剧院般的伦敦ExCeL体育馆比赛台，面对她人生第一次的奥运比赛。
失败
第一次登台的周俊给人留下的最直观印象是——紧张。
虽然作为B组最后一个出场选手，她有充足的时间放松，但坐在现场的记者看到，台上的她“一边的脸颊还在痉挛抽搐”。
后来周俊回忆说，这种紧张来自身体的每一个地方，腰、腿、手臂，甚至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身体状况太糟糕了”。
她不知道怎么抑制紧张情绪，毫无这方面的经验。要知道，这才是她第三次参加国际大赛，她此前为数不多的出国比赛，去的还是并不遥远的吉尔吉斯斯坦和韩国。
其实，她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台上。
奥运会开幕前20天，她上网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参赛运动员名单里，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这个2009年才开始专业训练的举重运动员，虽然进步迅速，很快拿下了亚洲青年锦标赛的3块金牌，但这样，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吗？
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周俊所在的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胡德春。他的回复很简单：“这个嘛，听总局的一些考虑，中心的一些考虑，哈哈，反正是听安排吧。”
而当有人真的去问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时，他又把球踢回湖北：“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近期练得好，我们只能尊重湖北体育局的意见。”
对着摄像机镜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打起精神说：“周俊潜力很大，我们希望她能取得好成绩。”
不过，当有人把周俊参加奥运会的消息告诉她在湖北宜昌的教练赵杰时，他的反应简单干脆：“你有没有搞错哦！”
直到2009年，周俊才由他送到湖北省队。她也没有像其他队员那样备战奥运会，今年在完成了上半年的比赛任务以后，她原本在按部就班地调整，准备今年的冬训，迎接明年的全运会。
她打电话给爸爸的时候说，自己是“顶了受伤队友田源的名额，不是凭自己的实力”。这也是湖北举重队给出的答案。
但即便有了答案，周俊依然不安地发短信给赵杰：“飞机还没飞，他们会不会临时又换人啊？”
现在，脚下就是伦敦ExCeL体育馆的地板，结结实实，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走上比赛台之前，周俊握紧拳头，冲着前方大吼了一声，给自己打气。
这一切， 都被她前面的摄像机拍摄下来。
比赛之前她还跟室友王明娟抱怨过，“举重台上怎么还有两个摄像头啊！真不习惯！”
“那是给转播用的嘛。”比她年长10岁的王明娟虽然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与周俊恰好相反，她有丰富的大赛经验，是四届世锦赛的冠军，却连续两届没有机会在奥运会上亮相。这次“运气”终于眷顾了她，该她来比了。
她对同样“幸运”入选的队友小妹妹说：“没关系，上面是强化玻璃，你比赛时拿杠铃可劲儿砸，都砸不坏！”
周俊走到赛台中央，地板上就是她即将挑战的95公斤杠铃，以及那个她还不习惯的摄像头。
摄像头记录下周俊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她抿着嘴，上身的肌肉被红色运动服紧绷凸显。她大喊一声，“嗷”，杠铃离开了地面。
这个动作无数次出现在她的日常生活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周俊每天的功课就是不断重复这个简单却艰难的动作。
在教练赵杰看来，这对周俊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学生时，她正在参加体校的立定跳远考试。那时候身高才一米四左右的周俊，一下子跳了两米多远。
赵杰骄傲地跟记者说，自己的学生非常有天赋：才17岁，已经成了亚洲青年锦标赛的挺举、抓举、总成绩三项冠军，一口气就是3块金牌。
但这次在伦敦，好像没有那么顺利。杠铃没等高过周俊的身体，就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
周俊头顶的显示屏，迅速记下她在奥运会上得到的第一个成绩——在试举重量95公斤这个数字上，出现了一道表示失败的横线。
再败
在湖北宜昌秭归县的山里，周俊家没有有线电视。一家人早早被接走，在挂着“周俊加油”标语和彩旗的县城酒店看比赛。电视上的女儿跟平时爱笑的样子不太一样，“太严肃了”。
周俊第一次试举失利，转身走向后台。从电视上，父亲周立平看到女儿扶了一下腰，这让他开始担心，“周俊说过，腰受过伤，没有好透”。
这位父亲还不知道，就在赛场后台，周俊在热身时抓举92公斤扭到了腰，“腰不行了，动不了，用冰敷，躺了一会儿，疼得上台顶不住了”。
休息了一会儿，周俊站起身第二次走向赛台。毕竟，好不容易来一次奥运会，“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完成试举。”周俊说。
其实，她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奥运会的开把就是95公斤。“这是教练的决定。”每当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都会这么回答。
这还只是这个谜一样的奥运过客身上的问号之一。就连国际举联竞赛主任、伦敦奥运会技术代表阿提拉都忍不住发问：“为什么她只报名150公斤参加B组的比赛？在我的记忆中，奥运会上从未有人在B组拿到金牌。”
这个资深行家不理解，这一级别抓举奥运会纪录才100公斤，干嘛给周俊的试举重量定这么高？
在各方疑惑中，周俊再一次走到95公斤的杠铃面前。她似乎不敢低头看杠铃，再一次握紧了拳头，全身绷紧。
把重量扛过身体，这种感觉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在老家干农活儿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独生女一弯腰就能扛起比自己还高的背篓，一口气站起来。
周俊咬着嘴唇，双手在杠铃上来回搓动。周俊的母亲刘小艳说，每次看到周俊的手都非常心疼，“上面起的水泡，比干农活儿的时候都多”。
周俊抬起头，面朝整个体育馆。不过除了眼前的裁判，她并不能看到更多人。这个叫做ExCeL的地方平时被英国人用于办展览，所以改造成体育馆后，也跟其他亮敞的体育馆不同，聚光灯全打在赛台上，台下观众席是黑压压的。坐在媒体席的记者说，这感觉跟去大剧院看戏似的，“就像一个大舞台一样”。
就在这个舞台上，周俊的室友王明娟昨天高高举起了杠铃，骄傲地拿到了冠军。直到周俊上场的时候，电视新闻里还在反复播放着她举着金牌抿嘴笑的样子。
站在一样的地方，周俊却始终没能冲着镜头露个笑脸。她皱着眉头，吃力地蹲在地上，铆足劲儿想把杠铃拎过头顶，可还没等她站起来，杠铃就又结实地砸在地板上，顺带拉着周俊倒下，双膝着地，瘫坐在赛台上。
显示屏上，又一个95公斤上画了一道横线。
第二次的失败让周俊涨红了脸。她低着头，迅速从地板上爬起来，扭身走向后台，准备最后一次试举。
三败
第三次走上赛台的时候，台下她看不清的那些黑压压一片的观众开始为她鼓掌。这些从没见过这个湖北姑娘的陌生人，为第一次来到英国的她加油。
可就在她坐着大巴车去机场，准备乘飞机飞往这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家时，这个不常出国的姑娘还偷偷在角落里抹泪。
直到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她都还一直在打退堂鼓。自从入选国家队，她的微博就连发了几条自言自语的话：“你能顶住么？”、“最苦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在我无力的时候要学会咬牙，狠住霸气。”
奥运会开赛前20天接到比赛通知，从未进行过奥运集训的周俊开始了高强度的两周训练。“之前我腰伤了一直在调，第一周上大量，我的腰疼得我，唉，我告诉自己要顶下去。”赛后周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其实我真的胆怯过，害怕过，中间也想过退出，但是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咬牙顶下去，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再难再苦你都要顶下去。”周俊说，“我当时就想不管奥运会结果怎么样，我一定要练好，所以每天都咬牙坚持着。”
尽管她这么努力地训练，失败还是裹在她熟悉的镁粉味道里，在全场的掌声里，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周俊的双手在镁粉盒里摩挲着。这个小姑娘总觉得自己的手长得不好看，因为从小在家干农活儿，“在家里要喂猪什么的，拎个比我还高的猪食桶跑来跑去”，“10个手指头都被砍过，不好看”。
住在山上的时候，小周俊每天要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到山下的小学上课。晚上放学天黑了，没有同伴儿的她就“特别特别害怕”，只能一口气拼命往山上跑，一天要跑五六个小时。路上如果饿了，就“扒别人田里的红薯吃”。
这让她练就了好腿力，因而入选县城体校。练了一段时间田径后，她改练举重。虽然这让她的手掌长出许多水泡，但相比起来，这项夹杂着镁粉味道的运动“挺好玩的，轻松多了”。
在那个聚光灯直射的舞台上，周俊第三次弯下身子，试图去战胜眼前的杠铃。
许多台摄像机对准了她，看这位尚未成年的少女能否举起远远超过她体重的重量。
周立平知道，自己的女儿很有力气。11岁的时候，她放暑假回家，周立平笑着对小周俊说，来，我要检查一下你的训练成果。这个挖过煤的父亲抓住女儿的胳膊，让她使劲展现出肌肉。看着胳膊上一块块的肌肉立起来，父女俩都乐了。
可这一次，摆在周俊面前的似乎是一个太过沉重的难题。她僵硬地抓起杠铃，还没等举起来，就又一次迅速砸在地板上。
当显示屏上第三个95公斤上画上了横线，周俊完成了3次失败的试举，抱走了0分的奥运会总成绩。
对于那些熟知周俊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似乎并不意外。在奥运会比赛前，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胡德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锻炼队伍嘛，不可能有好成绩，年轻了嘛，才17岁，后面发展应该是好的，周俊相比之下不是最强的，但他们的发展战略就是说，锻炼队伍嘛！”
从这场锻炼里，周俊收获了惨败。她从赛台上转身离开后，解开绑在身上的腰带，低着头走下赛场，走出摄像机拍摄范围。此后，周立平就再没看到过女儿的镜头，这让他很心焦。
第二天凌晨，周立平才再度得到女儿的消息。她从伦敦打回越洋电话，但电话那端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哭，哭到最后都没声了”。
末了，父亲才从这个心爱的独生女儿呜呜的哭声里听出几个字：“腰疼，没发挥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