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作为外交官，首先必须忠于祖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外交都是崇高、神圣的职业。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外交官承担着对外代表国家和政府履行职责；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外交官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新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在中非工作3年时间内，崔永乾大使患了近10次疟疾，最厉害的时候连续两个月全身不停地“打摆子”，也因此得了“单打冠军”的雅号。后来，他的夫人也在一个月内连续打了两次摆子，夫妻俩被戏评为“混合双打冠军”。
作为外交官，首先必须忠于祖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外交都是崇高、神圣的职业。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外交官承担着对外代表国家和政府履行职责；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外交官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不辱使命”的传统。苏武被困匈奴19年，持节牧羊北海边，依然牢记使命，严守对祖国的忠诚；林则徐在外敌入侵的紧急关头受命，发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豪情；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掷地有声地痛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断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身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最重要的就是恪守职责，甘于奉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稳立场，威武不屈，顶得住形形色色“糖衣炮弹”的诱惑，经得起严重传染性疾病、战乱、恐怖主义威胁等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
1999年，当美国战机疯狂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从大使到每位馆员，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外交官的使命和职责，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使馆大楼中弹后，在炮火和浓烟中，他们奋力抢救和保护重要的外交文件资料及国家财物，同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并坚持在战乱中工作、生活，经受住了铁与血的考验。在这场劫难中，大使馆共有3人牺牲，20多人受伤。潘占林大使回忆说，一颗重达950公斤的精确制导穿透炸弹击中大使官邸，若非技术故障未爆(据专家称概率小于千分之一)，牺牲者的名单上还会再添上自己的名字。
2003年，战后的伊拉克满目疮痍，暴力事件、恐怖袭击接连不断。已经退休的原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临危受命，出任复馆小组组长。使馆人员几乎每天在枪炮声中入眠，又在爆炸声中惊醒。出门参加外事活动，更是险象环生。有一次，孙大使在武警护送下遭遇枪战，现场距大使只有30来米；另一次，巴格达新兵征募站发生自杀式爆炸，与孙大使路过只差几分钟；最危险的一次，孙大使去当局管委会办事，刚过大楼检查站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离出事现场不足百米。年过花甲的孙大使每每处险不惊，成功地完成了复馆使命，也因此获得优秀外交官称号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殊荣。
在驻外使馆工作中，非洲的条件最为艰苦。曾遭受500年之久殖民统治的非洲，除了炎热、贫穷和战乱外，还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得疟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中非工作3年时间内，崔永乾大使患了近10次疟疾，最厉害的时候连续两个月全身不停地“打摆子”，也因此得了“单打冠军”的雅号。后来，他的夫人也在一个月内连续打了两次摆子，夫妻俩被戏评为“混合双打冠军”。在经历了数十载的苦与乐之后，崔大使笑称自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的人，并感慨道：“没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
说到我驻非洲外交官，有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优秀代表，他是现年80多岁高龄的一等秘书汪勤梅。1956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号召广大青年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讲话后，即刻立志献身对非外交。他在非洲勤勉工作了近20年，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曾长年罹患热带病，并为抢救一名刚果妇女的生命献血。离休后，尽管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对非研究，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有关非洲的专著，并用自己省下的钱成立了中国第一项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对非研究奖学金。汪勤梅同志无怨、无悔、无私利，把毕生的心血与理想都倾注于祖国的外交事业。
外交部的许多同事，乃至国内不少人都听说过“一人升国旗”的故事。1990年，吴钟华同志奉命独自一人前往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在这个最原始的小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没有报纸、广播，更不用说电视了，相伴的只是太平洋的惊涛骇浪。没人跟他说中国话，只得每天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话。大使馆是一间没有院墙的草顶平房。他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使馆门前竖起了旗杆，每天早晨就他一个人庄严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他淡泊名利，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书写了中国外交人员忠于祖国的感人一页。
入外交部前，我也只是从报纸和电影上看到，外交官西装革履，经常会见外国政要，出入国宴等高雅场所，非常风光。参加外交工作之后，才知道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上世纪80年代，外单位的人不无羡慕地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叫“进了外交部，出国如散步”。意思是说，外交部的人想出国很容易。可是，出国常驻的滋味远没有散步那么闲适、潇洒。试想，如果你孑然一人，远离亲人，长年累月地呆在异国他乡，不分昼夜地满负荷工作，生活又单调枯燥，回国后连儿女都认不出你这个爸爸了，更不要说亲情教育了。对如此这般的“散步”，你会有何感想？我们那个时候，信使每隔一两个月去一次使馆，真是“家书抵万金”！有些同志的父母去世了，只能从迟到的来信中惊悉，只得在内心沉痛追念哀悼。许多外交官都感叹道：“欠孩子，欠妻子，欠父母的太多太多！”我女儿在回忆童年时，曾提到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有时感到很“孤独”。这是无法弥补的精神缺失。现在，虽然允许带夫人和孩子出国了，但不少使馆还是“和尚庙”，夫人未能随任。原因很多，其中孩子上学及配偶离开本单位就面临“下岗”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事业是一种默默的无私奉献，其中饱含着个人和家庭的牺牲。而这种奉献精神，则来源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
作为外交官，必须加强学习。这是时代的要求，实际工作的需要，也是提高综合素质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要具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善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做好新时期的内部管理工作，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学习、充电，扩大知识面，提升思想境界。
《论语》中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般只提前半句，而对后半句却重视不够。我在部里上过两次党校，一次是学习《资本论》节选，一次是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机会这样静下心来闭门读些原著，思考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至今感到受益匪浅。除了政治和理论武装这一必修课外，还应加强经济、金融、法律等基础知识及外文的学习。每当参加外交使团活动时，我都受到两种刺激：一是英文没过关，不能进行深入交流，非常尴尬；二是知识面窄，缺乏幽默感，人家谈天说地，自己有时想侃也侃不起来。我认为，学小语种的，必须同时掌握英语；学习大通用语种的，还应学点驻在国语言，至少会寒暄客套话。我在乌克兰工作时，当时的美国驻乌大使不仅学习俄语，还钻研乌克兰语。他对我解释说，这样容易交朋友。我赴波兰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专门花了半年业余时间攻读波兰语。其实，波兰人多数都懂俄语，但不愿讲。当你讲了几句波兰语后，尽管很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对方也就不再介意讲俄语了。
外交官不仅要学识渊博，而且要能急智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敏感难题。而这种外交才能在书本中是难以学到的，必须在长年的外交实践中反复体会领悟。
1999年，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应邀到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听众约1400人，美各主要电视台现场直播。60分钟的英语演讲后，各种刁钻问题接踵而至。一名记者问：“我们也希望台湾海峡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大陆方面在台对面部署了数百枚导弹，请大使先生对此做评论。”李大使从容地说：“关于台湾的问题，刚才已说过，不再重复。”然后，他反问记者：“关于所谓部署导弹问题，你能保守秘密吗？”(原话是：Can you keep the secret?)全场一片哗然。这位记者似乎不敢相信中国大使愿意回答如此尖锐问题，追问了一句：“什么？我能够保密吗？”(What? Can I keep the secret?)李大使重复道：“是的，你能保密吗？”这位记者大惊，沉默片刻后高声回答：“我当然能保密！”(Of course, I can keep the secret。)全场反应活跃。李大使微微一笑，诙谐地说道：“先生，我也能保密。”(Sir, so can I。)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
有一次，李大使在美国俄亥俄州演讲时，有位老太太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因为这是一位普通老百姓，他听后放平口气问道：“请问您是什么地方人？”老太太答：“得克萨斯人。”李大使脱口而说：“得克萨斯1848年加入美国，而此前600年，即13世纪中叶，西藏就已经纳入中国的版图了。如果把美国或中国比喻为一个‘躯体’，得克萨斯或西藏就好比身上的一个‘胳膊’。您瞧，能说您的躯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一听就乐了，全场笑声四起。演讲一结束，这位老太太兴奋地走到中国大使跟前，给他回敬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有一次，当被问及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订购的一架波音专机上安装尖端窃听器时，李外长坦然回答说：“我不了解你刚才所说的消息。初步看法是，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他话锋一转，申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这种既反映官方立场，又透着艺术和智慧的回答，激起了听众的自发掌声。一位美国知名教授建议，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学院应将这些精彩回答编入教材。(周晓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