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拍摄画面)
解说：
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英语课，第一次吃免费午餐，第一个“六•一”联欢会，从内向、沉默到活泼、开朗，希望就写在孩子们的脸上。
湖北恩施高原小学学生 梁春群：
你会在一个舞台上证明你是最棒的，我觉得这样好好啊。
解说：
孩子的欢笑是邓丽前进的动力，三年支教就在今年到期。昨天晚上在《开学第一课》面对无数的观众，面对孩子难舍的眼泪，是走还是留？30岁的邓丽需要经过一次痛苦的抉择。
记者：
为什么还告诉孩子老师不会走呢？
邓丽：
因为现在农村里来说是最需要的这种年轻的老师，如果说走了话，而没有年轻的老师再继续下去，可能他们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不会说普通话，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甚至不会说英语。
解说：
这是一名年轻的支教生，但她三年来给边远地区的几十个孩子所带来的变化使我们再次看到了乡村教师这个特殊的群体所承载的历史使命。
董倩：
说真的，能够像邓丽这样选择80后的女孩子真的不多，本来是有月收入4000多块钱的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机会不要了，然后去到一个高原的小学，非常偏僻、非常艰苦的小学去支教。本来去年已经考上了正式老师的编制，可以到中心学校去教书，但是还是没去，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那她在这样的一个艰苦的小学里面进行坚守，我们希望邓丽能够坚守下去，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也有一些自私呢？我们真心的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不止一次了，为什么？首先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牺牲的太多。像邓丽她可能牺牲了个人，牺牲了家庭，牺牲了自己未来的选择，甚至牺牲了物质上的利益。
再有，我们经常说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可能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要面对的是像农村的那些孩子，像邓丽这样的支教的农村的老师他们这么做，实际上在替社会在兑现这样一个承诺。
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居多。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在家庭教育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农村的、乡村的教师他们可能不仅要承担老师的责任，还要担负起哥哥姐姐甚至爸爸妈妈这样的责任，他们身上肩负的重担应该说是让我们很难去想象有多么的重。
那么我们不妨看几个评论。《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说，“向他们致敬，他们的留守和坚守给被边缘化、被抛弃的乡村留下了希望。在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语境中，所有优质资源都在流向城市，青壮年到城市打工，农村娃娃读大学往大城市挤，乡村只留下空心化的贫瘠身躯，留守在乡村的被悲情地称作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留守在乡村的老师背影就显得特别伟岸和高大。”
再来看一下，王攀《河南上报》评论员，“榜样是用来学习的，但是‘最美乡村教师’不只是让人学习，还是为了让人关注中国846万乡村教师这一群体的艰难生存状态，进而改变这种状态。舆论关注，社会围观，都是呼吁政府去重视、去改变。如果光有学习没有改变，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吃草，榜样的力量就不能长久。”
我们看中国有846万乡村教师，这个职业是美的，因为这个职业本身就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再加上他们工作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心存感激，我们更是要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解说：
他们本就收入微薄，却仍选择为孩子们倾尽钱财，他们的爱心不仅陷于精神，而比精神更多。
刘效忠，黑龙江省木兰县西二屯教师，三十二年每每碰到缺钱、辍学的学生他从不放过。
记者：
听说你三十多年给好多孩子都垫了很多学费，有的家庭至今都没还，是吗？
黑龙江东兴镇五一村小学西二屯下伸点教师 刘效忠：
垫了很多学费，当时屯子困难，我毕竟工资再少，但是有一部分现金收入，农民就是说种地他不到秋天没有钱。
解说：
他们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工作，但他们却选择站在三尺讲台上不离不弃。
罗福安，云南临沧彝族山区罗二村小学代课老师。2004年，作为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25岁的罗福安被高票选举为村委会主任，但2005年9月他却辞去了村主任职务，选择教书，哪怕仍然只是一名代课老师。
云南临沧罗二村小学教师 罗福安：
用现代的词语来比喻吧，说你的确是个二百五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傻子。
记者：
你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罗福安：
我觉得这是值的，因为毕竟我一个人是小事，我们村子的孩子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大事。
解说：
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可能创造一份美好的感情，也可以生成两份炽热的爱心。而在乡村小学中，他们1+1大于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