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不仅如此，他们大部分人经历更加丰富，有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社会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高度的期待。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引起格外的关注，更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于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存有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给他们一种希望、期待。
统计还发现，在成长路径多样化的背景下，交叉任职是“60后”省部级干部相对较多的成长路径。近几年，国企高层转任地方大员或部委主管有增加的趋势。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通常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眼光更加宽广。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从中石化“掌门人”转任福建省省长的现年50岁的苏树林。根据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分析认为，企业高管在政府担任高官有明显优势。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尤其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以人为本理念凸显
在执政风格上，“60后”省部级高官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包容性强，重视法制，凸显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色彩。
在政治学意义上，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青年时期适逢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他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他们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新型治理风格的基础。
首先，他们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高官，基本上都有着相对较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了解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清楚他们的利益诉求。当今信息化时代，相对于“40后”、“50后”高官，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会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亲民是其基本内涵，务实是其重要风格。
在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在乎民意，依赖民心的背景下，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省部级高官赢得威望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事关党的执政本质，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其次，他们更加推崇制度以及柔性治理。邓小平同志说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规范人的行为，领导隐性化是大的趋势。隐性化，就是不知不觉地通过制度影响人。“60后”高官有更强的法制意识，而法制是国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们也偏向于柔性化治理，即多沟通、多协商、多民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更清楚一味的“强制”“命令”往往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
成长经历锻造风格
现年50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位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省委书记，他为湖南改革赋予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建设法治湖南，是其执政的一个目标。2008年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其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年7月，湖南省委正式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法治自此被赋予了制度化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王利民认为，“法治湖南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将权力规制到法律的范围之内。‘法治湖南’是从领导人接受先进的法治理念开始的，理念影响了他的态度和行为。”
同样，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3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胡春华侧重柔性治理，处理社会矛盾时，注意调解和协商。当内蒙古的发展转型面临社会矛盾时，他以开明进步的柔化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曾说，“如果大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何满足社会期望、如何调和不同诉求……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将考验他们的施政能力。
分析认为，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经历将为他们寻找难题的对策提供直观经验。
专家指出，他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格，不仅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大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到一大批年轻干部的思想和观念，并为他们树立榜样。
执政思路影响中国
作为地方领导核心，这批“60后”省部级干部在未来五年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无疑将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职责。未来十年，这批“60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执政骨干，甚至有些人会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会牵涉到更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转型期利益冲突势必会增多。而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任何困难和挫折，这些人都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的执政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出路。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执政思路和执政能力，将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将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相信，他们将不辱使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抬升到下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