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人命，我会不会去坐牢”
地震发生的那天中午，云落小学有7个孩子在教室里吃中午饭。他们的代课老师朱银全则在距离教室20米远的亲戚家，刚刚坐下，准备吃饭。
第一次地动山摇之后，朱银全一下子想到了教室里的7个孩子。他用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冲到教室，看到垮塌的屋子，他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要坐牢了。
4个孩子被压住身体，大叫着“老师，救救我们”。朱银全不顾一切地喊来村民帮忙救人，放牛回来的王义辉也吆喝村民来帮忙，11个人用锄头使劲刨土。怕锄头伤着孩子，朱银全又改用手去刨。最先被找到的是王圣洁和王圣芳，她俩受伤较重，由村民轮流背着下山抢救。
随后刨出来的吴建英和张海军伤势较轻，而6岁的王跃友、7岁的卢绍梅和6岁的吴绍林最后被找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朱银全一直在用双手刨，他的双手刨到红肿，却依然没能挽回后面三个孩子的性命。
朱银全蒙了，他从打工者转身为代课老师才三天，就遭此变故，他无法面对把孩子交到自己手里的家长，于是在此后好多天里，他每天都在废墟里扒拉，尽可能多地找到孩子们的遗物。
参与救援的村民张建友说，出事后那两天，朱银全很着急也很担心，饭都没好好吃。在送受伤孩子去医院救治途中，朱银全遇到了云南当地的媒体，关于代课老师朱银全徒手刨出七个学生的新闻这才见诸报端。
朱银全实在很符合灾难报道中一般要寻找正面典型的传统。
三天后，教师节来了，这件事很快成为彝良地震灾区最热的新闻。
他从来就不是道德上的“高大全”，救学生仅仅是出自他教师的本能。但跟一些喜欢推卸责任的官员不同，在善良淳朴的朱银全褊狭的知识里，他该担这个责任。出了人命，他就该去坐牢。
虽然这是天灾，可朱银全只认“家长把孩子交到了老师手里”这个死理。
但他也认为，自己才当了仅仅三天的代课老师，实在“太倒霉了”。
不过，与朱银全等待对自己的问责不同，随着铺天盖地的报道，他那双两天都没消肿的手被认为在废墟里刨出了教师的担当与职业精神。
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无法洞悉媒介传播的内在逻辑，他开始“开窍”，他认为，多些正面报道，自己也许就不会坐牢了。
他尽量满足各路媒体的采访要求，直到有记者很肯定地告诉他并不需要为此担责时，他的忧虑才略有削减。他希望自己的处境能随着外界的关注得到改善，有了关注，孩子们也许能有个更好的学校，甚至自己还会因此转正……
但他所有的故事都在一个海拔两千多米的偏远苗族村寨里发生，这里与外界少有联系，也会很快被遗忘，或者说，如果没有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那场5.7级的地震，它从来就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这里只与闭塞、落后、贫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银全至今还理不清震后发生的事情，他对外来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这儿条件实在太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