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
“政党成员明显高于非政党成员；高学历明显优于低学历，硕士、博士研究生优于本科和大专；交叉任职经历优于其他任职经历；祖籍华东地区的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者。这四大因素影响着‘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在21日召开的“2012中国领导人论坛”上发表了题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的主题演讲。
“截止到今年8月，“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现在有161位，其中十七大的中央委员3人，候补委员11人，两者合并占总数的8.7%，也可以看出“60后”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向高层进军的途中。省部级的正职7人，占161位里面的4.3%，省部级副职154人，男性149人，占92%，女性12人，并且全部是副职，女性精神的天花板仍然是存在着，不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实。少数民族16人，涵盖8个少数民族，比例是占10%。”刘俊生教授说。
基于上述数据，刘俊生教授分析了“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四大因素：
第一个是党派因素。在政党政治当中，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所以说，我们国家过去说“入党做官论”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现在如果要做到高层，不成为一个主要党的党员几乎是很难达到的。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这种仕途和党途基本上是相等的，在161位里面有确切党籍的159位，中共党员81%，民主党派17%，无党派人士2%。
除了总体的数据以外，还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入党时间，平均年龄在22.85岁，最小的只有18岁，最大是33岁，另外还有一位39岁，是双党籍的，先加入民主党派，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再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来他们党龄比工龄要长，90%都是在高三、大学四年以及硕士阶段的几年里面就已入党。
第二个是学历因素。学历因素应该是一个人学业成就的显性标志，学历因素是在精英政治外在的一个显性标志，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统计当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进入高等院校的学习基本上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绝大部分在这个时期里面接受的高等教育，在中小学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那时候毛入学率非常低，1%-3%之间，现在比较高了。但是，他们硕士和博士的学历都是后来才取得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最近十年里面才取得的，因为这批人都是42岁至52岁之间。这是他们的学历分布，160位的学历情况非常确定，百分之百具有高等学历，这是按照最终学历做的统计，博士占第一位，45%，硕士占第二位，43%，本科11%，专科只有一个人。
这组数据表明了两点，一个是官员的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性，在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博士和硕士这么高的学历。第二个表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追求学历的愿望十分强烈，和我们刚才谈到他们是中小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是残缺不全，80年代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又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这是专业分布，从最终学历的统计来看，文科已经占到61%，理工科、农医占到39%，工程师治国的局面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来正在改变。在这61%，也就是70多位“60后”的100多位，文科里面按照现有的学位进行分布，第一大学位就是管理学，40%，第二大是经济学，然后是法学，然后是人文。可以看出来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的重要性。
这组数据表明，管理学和经济学合起来已经超过了七成，这也表明公共管理在政府管理当中对这两块知识的需求，也反映着“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学历取得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倾向性。
第三个是经历因素。我们的干部制度是交流制度，干部制度当中，关于企事业单位还有党政机关进行交流。我们把这161位的交流种类分为四类，最大的一类——中地交叉任职的经历，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或者从地方到中央，或者两地三个来回，省省交叉的任职16%，完全一省任职34%，完全中央任职4%，直接在中央成长起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少数。
这组数据表明有三个结论，一个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地交叉，包括中地和地中两大路径，有时候还有两三次的中央和地方的交叉任职已经占到五成，是属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的主要路径。在现有的7位正职的领导当中，6位均属于这种成长路径，可见这种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如果包括把省省交叉，就是没有中央的任职经历，而在省与省之间的交叉任职，还有15.7%，已经达到61.6%。其次，完全在一省交叉任职的比例34%，这是第二个途径，这个途径也是比例比较大，达到1/3，但是因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当中只有7位正职，剩下的150多位都是副职，副职只在自己省里面成长，可以解释第二个结论。第三个是在中央任职经历的位居末位，只占4%。
第四个是籍贯因素。籍贯一般是祖居地，祖居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所以出生在哪儿也是很有关系的，并且正好我们的统计数据当中，这些东西可以统计出来。按照一级政区划分籍贯，也就是31个，没有包括港澳台，经过统计明确籍贯的有157位，除了北京市没有，30个省份都有，平均每个省份5.19人，人数位列前三的就是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第二大类就是接下来的6人到9人的有7、8个省，占到31%。第三类就是1-4个人的，只有将近20个省了，十七八个省份，合计起来才50人，才占到31%。
这是籍贯的分布情况我们做了另外一次归类，就是刚才的这个归类。鲁苏浙华东主要的三个省份是36%，第二大类分布也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基本上都在东中部，除了新疆比较特殊，因为新疆“60后”中有4、5个人，也占到32%，其他20省加起来才32%。
也由此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华东三省已经占到35%多，如果联同华东的上海四省，华东7省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多达74人，占47.13%，印证了江南在政治人才方面是一个人才库，7个省就占据了官员总数的47%。另外，从全国来看，基本上除了新疆以外，这9个都是在中东部，达到了107人，占到67%，占到2/3，也是出高官的地方。应该说是这10个省，加上那7个，这17个半数是领导干部成长最快的一级政区。
除了上述四大因素外，刘俊生教授说，家境状况、婚姻状况、幼年到少年的成长环境、人脉资本、社会资本等等也是干部升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记者盛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