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作家协会等在武汉主办了海外华文女作家第十二届双年会，100多位海外女作家相聚谈文论艺，交流创作体会，话题包括离散作家的故土写作、女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成长、海外写作如何超越边缘……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欢迎辞中说，文学最需要交流，交流不是为了相同，而是为着不同。文学几千年因其丰富多样而魅力永在，恰恰是来自无数的不同。有不同才有各自的色彩和光芒，才有个性，才更丰富。
女作家群更加活跃
论坛上，作家与学者们同时关注到海外华文女作家群引人瞩目的现象。严歌苓、张翎等中年作家创作丰沛。青年作家队伍日益庞大。出生台湾的吴玲瑶擅长幽默小说，其《美国孩子中国娘》登上美国中文书畅销第一名。老一辈的也笔耕不辍，如旅美作家王正军创作《哈佛之恋》，风靡网络。
新移民生活最能激发女作家的创作灵感。定居多伦多的张翎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旅美啸尘的中篇小说《覆水》，揭示了身份未定的新移民那种隐忍和焦虑。谭恩美的《喜福会》写四对华人母女关系，“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代沟问题一一呈现。
出生台湾的陈漱意回忆，初到美国时，面对陌生的世界，“用中文写作是与家乡的联系，是割舍不断的亲情。”一天，她看到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女孩怀了孕，可男孩逃避责任，不愿与她结婚。女孩独自在医院生下孩子，可生活困难，举目无亲，婴儿居然被狗吃掉了。她为之触目惊心，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流浪的犹太》。
海外生活不易，坚持写作更需要毅力，多数人在工作和家务之余写东西。一位作家告诉记者，她非常忙，要照顾4个孩子。张翎说，她移民后花了10年时间成为一名听力康复师，用这个职业来支撑写作生涯。新加坡的尤今说，新加坡约有100位女作家，都要照顾家庭，都是副业创作，感觉她们好像是在石缝里长出的花朵。
女作家们都非常珍惜回中国相聚的机会，正如方方所说，“文学姐妹们在每一次用汉字写作中，因为找到了共同的心灵故乡而感到踏实。”
“我的漂流，使我更优秀”
跨文化背景，是海外女作家的特质和优势。
旅美台湾作家施叔青曾居港17年，丈夫是在香港银行工作的美国人，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促使她尝试走进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创作了《香港三部曲》。
严歌苓说过，“我的漂流，使我更优秀。”海外女作家因其多重文化交融而形成独特的精神存在。
文学评论家陈美兰教授分析道，跨文化背景形成了她们创作视角、情感取向、价值立场的独特性。严歌苓的《行路难》写了她在尼日利亚看到的“摩托计程车”奥卡达，文字十分风趣，她对当地政府的腐败和民众生活的艰辛既同情又超然，在抒写异族风情中流露出一种高层文化的优越感又含有对未经雕琢的人的自由天性的赞美，自己在身处其境中又保持一种他乡感。多种文化因子的糅合，使我们在阅读中获得多种的特殊韵味。
女作家吕红也看到了她们的离散族裔文化表征——纠缠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之间，经过西方文化冲击之后，正逐渐摸索着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身份的精神归宿。跨文化，成为她们智慧的“第三只眼”，视野更开阔。
超越乡愁，新故事在哪里？
新移民的写作，开始往往是对故土故人的追忆，对异国风情的描摹，对东西文化碰撞的敏感观察，但中文读者不满足于此，作家开始超越乡愁，往更深层发掘。
张翎说，以前回乡不易，我们写思乡，是一种文化饥渴。如今，海外新移民作家“基本都不再书写乡愁、身份识别等问题了”，“像我这么多年已习惯了没有根的状态，漂泊在外，似乎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或者说在这里和那里之间找到了新的根。”
久居海外，加上“地球村”交通信息发达，中外生活差异变小，使她们纷纷从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等转移到新的视角，更多地书写作家对命运、人性的感受和理解，书写“不受社会框架所控制的人之天性”，有的形成一定的文化批判立场。
创作难在追寻“不同”，大家如严歌苓者，也有困惑，如何找到最大的读者群。《金陵十三钗》、《危险关系》之后，她常想，新的故事在哪里？“过去我们非常穷，但我们的经历是富矿，永远都有故事可以讲。现在大家的生活那么相同，很难找到让人一惊一乍的素材。”
处于创作盛年的女作家们稿约不断。张翎《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后，她打算把《余震》改为长篇小说，还着手写一篇“中国三代女人分娩阵痛”的故事。施叔青将以魏晋南北朝为背景，讲述佛教传入与道教之风的融合。严歌苓打算写一部中学生的小说，“已经在中学蹲了好几次点了。”
走出乡愁，回望神州，海外女作家依然写中国故事中国人，思维和视角却达到新的人性深度，读者喜爱她们也正在于此。其情形，正如现居瑞士，经历坎坷，96岁的韩素音女士所说：“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