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邮储银行总行副行长吕家进来长春与马俊清副省长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马副省长详细介绍了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创新模式和进展情况，同时，请邮储银行总行对试点工作予以支持。
中国邮储银行吉林分行信贷业务部经理赵玉叶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邮储银行总部已经通过开展这项试点业务的审批，正在内部走流程，预计11月份即可办理。
“邮储银行在乡镇都有营业网点，我们开展这项业务具有先天优势。”赵玉叶说。
而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吉林银行由于在农村的网点较少，它将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试点业务呢？
吉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王勤飞告诉记者，吉林银行将会与农村合作社进行合作开展业务，弥补吉林银行农村网点不足的短板。
“省委省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我们作为吉林自己的银行，对开展此项业务没有贷款额度限制，有多少满足多少。”王勤飞说。
而据本刊记者了解，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和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也正在向总部申请开展试点业务，并得到总行的认同和支持，都在走内部审批流程。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试点业务的参与者认为，这项创新依旧有改进的空间。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农民梁桂华就希望通过物权中心这个平台贷款的额度能够大一些，自己所贷得的1.6万元对于建设棚膜来说，仍显得不够。
对此，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目前是试点阶段，随着制度的完善，未来会考虑加长收益权转让年限和加大贷款比例。
此模式能复制吗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推广？
完全可以！高材林肯定地说。他认为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复制，收益权可以扩展到草场权、林权和水权等，只要有清晰的权属确认和合理的价值评估方式。
如果模式要推广，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担心是，随着试点业务的扩大，物权中心如何调动更多金融机构来参与？
吉林省金融办总经济师唐立新告诉记者，在省金融办的设想中，这种模式成型和扩大之后，准备在省里成立农村金融资产交易公司。比如农信社因为额度限制，可以通过交易所把进行此项业务的农户贷款打包给在农村有较少网点的工商银行或建行等机构投资者。既发挥农信社的作用，又能带动其他机构支农。
记者在吉林省的数天采访调研中，几乎走访了与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有关的所有机构和参与人员，他们不仅对此模式的试点充满热情、激情，同时对于该模式在试点中的技术细节十分关注，及时反馈和不断修改完善，该模式的技术层面和市场操作层面得到农民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认可。
10月6日，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对此模式作出重要批示：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项重要的金融创新，也是一项三农工作的重要创新。深化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从实际出发，强化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尤为重要。对千家万户农民来讲获取贷款等金融服务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担保问题，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符合党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相关政策，切实可行，值得总结、规范、推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一定会为吉林省“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做出应有贡献。
破除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是关键
——专访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高材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魏华 李勇 见习记者 朱禁弢|吉林报道
刚刚被任命为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金融办主任的高材林正密切注视着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试点工作。随着这项试点工作在全省的稳步推广，吉林的农户率先实现了直接用手中土地的未来收益从银行获得贷款。这对从农村走出来的高材林而言，无疑是欣慰的。
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已引起多方关注。在金融支持“三农”的呼声下，许多地方却在制度性障碍上屡屡碰壁。农民最重要的土地资产仍待盘活。但这场静悄悄的吉林农村土地金融革命，或可为破解全国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如何让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转型，一直是高材林深思的问题。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赖金融创新。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的信用资源未被开发。城市发达的信用体系无法“下乡”。横亘在城乡间的金融二元结构直接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
从参差不齐的文件堆后起身，高材林匆匆将写就的材料放到其中一堆的顶上又坐了下来。在这个刚下完雨的午后，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向本刊独家详述了现代金融对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农民不增收，全面小康就无法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部署“三农”问题。吉林省今年也针对强化金融服务“三农”发展提出了若干意见。您作为省级金融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您如何看待和理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高材林：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9年发出的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作了部署。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长期被国家放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这样的层面来研究和思考。
我是在农村呆了16年，在新疆也好，在甘肃也好，在吉林也好，我都到过很多乡村农户，可以说时时刻刻跟农村都有信息交流。作为省级金融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我切身感受到“三农”问题是基层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所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农民增收牵涉到方方面面。中国农民增收问题不解决，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工业化和城镇化就没有依托，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小康就无法实现。
农民增收要依靠内生性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通过您前期的调研，目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高材林：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种地、种粮、养殖等农业方面的收入；第二个是打工的收入；第三个是政策性增收以及财产性收入，这部分相对比重很低。
种地的收入主要依靠粮价，但是粮价上升的幅度有限。谷贱伤农，籴贵伤民。因此不能期望通过粮食价格上升来增加农民收入。而养殖，搞多种经营，则过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农民有劳动力和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业和农村最大的资产。农民最大的资产不是房屋，农村的房子10万块钱盖起来后，20年之后就破了不值钱。我深刻体会到，做农业农村工作，一切问题都要围绕着让农民合理合法持续地增加收入这个中心。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高材林：我认为，农村的发展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外源性发展；另一个是内生性发展。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方式属于外源性发展。通过农民去打工和企业在农村办厂来解决农民增收，在全国而言还不是最有效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农民的收入增加靠什么？农民增收还得靠内生性的农业发展来推动和实现。
内生性发展方式的基础是科技和资金的支撑，科技和资金的支撑是推动农村内生性发展的两个轮子。而科技约束和资金约束就成了限制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的主要障碍。
科技支撑的背后实际上还是金融，资金的支撑。比如说买一个现代化的农机具，没有钱不行。我要搞新型良种培育，或扩大高品质品种，没有资金也不行。目前，农民的存款在快速增加，但是农民的贷款却相对增加很少。当前通过正规的金融体系向农民输入的资金远远无法满足农村本身的需求。农民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且仍然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盘活农民的最大资产——土地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
高材林：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们的农村金融完全隔离在现代金融体系之外。仅一些城乡接合部和经济发达的农村，才和城市的现代金融有了一定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