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林珊珊发自北京、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