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一对母女正在参观生殖健康与性教育展。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是人类亘古以来都想解决的哲学命题，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同样难倒了一大批人。11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一项街头调查发现，从1940年出生到1990年出生的几代人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85%的人回答是从河里或垃圾堆里“捡来的”，其他如“胳肢窝里掉出来的”、“洪水冲来的”、“床底下翻出来的”等，答案非常迥异。新浪微博中，一项近两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近70%的人被父母告知是“捡来的”，只有不到16%的人被告知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
一个并不复杂的生命起源问题，家长却不愿，或不知如何告诉孩子正确答案。在看似可笑的回答背后，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缺失性教育的现状。从家庭到学校，以或逃避、或含混、或欺骗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让很多人的人生中，缺少了宝贵的“第一课”。
性知识靠“自学成才”
1945年出生、现年67岁的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常委马晓年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小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无数双眼睛盯着，谁敢谈‘性’？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是个‘性盲’，从没受过这方面教育，后来去青海农村工作，听农民讲荤笑话，才第一次知道了‘性’。”
那个年代，城里人将“性”变成了一件隐蔽而神秘的事，在农村，“性”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谈论。马晓年说，很多农村孩子最初的性启蒙，来自放马、放羊时看到的动物交配。若干年后，当他坐在男科诊室里，面对一对结婚后不知怎么过性生活的农村夫妇时，不禁脱口问出“你们没见过动物怎么做吗”，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很多农村年轻人不再放牧，对于“性”的了解一片空白。
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生于1960年，今年52岁的他经历过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对“性”的禁忌，一切与“性”有关的书都被定义为“黄书”，就连“谈恋爱”都得偷偷摸摸。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部电影上映时，拥抱的镜头让很多观众低头不敢直视。
与上一代人相比，生于1973年的赵君觉得，他们这代人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环境下，对性有了更多的好奇和探索。他们从小开始频繁地向父母追问“我是从哪来的”，但得到的大多是“捡来的”等敷衍的回答；初三时新增的“生理卫生课”，男女生分开，枯燥而乏味；电视里越来越多与“性”有关的镜头，让她们想不明白，“男人压在女人身上，为什么就能生出孩子？”到了大学，很多男生对性的探求，像野草一样疯长，他们开始“自学成才”，看“黄书”、“黄碟”成为主要的“学习途径”。赵君至今还记得，1994年她上大三时，学校周围遍布录像厅，那一年，与她同班的一个男同学因在录像厅观看“黄色录像”被警察带走，学校给予通报批评。
赵君如今有了自己的孩子，“4岁的时候，她第一次问我‘我是从哪来的’，我给她看了剖腹产刀口，告诉她‘你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她问，‘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回答‘因为妈妈很想要一个女儿，所以祈求上天赐给我一个，上天就把你放到了妈妈的肚子里。’”赵君说，直到今天，女儿每次玩“生小孩”的游戏，都以为只有把肚皮割开才能生孩子，“我不敢跟她具体解释，害怕说不清楚。”
缺少教育导致性无知和性泛滥
从“没有性教育”到“欺骗式性教育”，再到“想进行，却不知怎么进行性教育”，中国人对性教育的态度，几十年来发生着悄无声息且微小的改变。但在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看来，中国人始终是不重视性教育的，“甚至有抵触心理”。
2006年夏天，一则“北京首个性教育夏令营失败”的新闻，曾被多家媒体报道。夏令营策划者——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张玫玫不得不无奈地面对事实：从4月到7月整整3个月时间，咨询电话屈指可数，只有10人报名；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参加英语等补习班，觉得性教育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夏令营“流产”的主要原因。
王国荣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常常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回避、淡化的虚无主义，一个是泛滥、无节制的实用主义。从封闭的文化土壤中滋生的“谈性色变”，无疑属于第一种。这导致63.42%的中国青少年从三级片或成人网站获取性知识，25.88%从书籍上获取，只有0.93%从老师和家长处得到正面回答。还有调查显示，中国家长中，只有26%的人主动与孩子谈过性话题，但很少涉及性心理、避孕等。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太小，没必要学习性知识”，甚至不知道性教育对孩子的作用。
事实上，由于性教育缺失所导致的性无知，甚至性泛滥，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地步。
性行为成了过早开放的“恶之花”。今年16岁的王笑笑是北京一家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她告诉记者，她们班里曾发生性行为的女生，早已超过一半，有两个女生甚至做过人工流产。这一现象在中学并不少见。在今年9月召开的“探索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正确方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张汉湘指出，我国每年约有22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18—24岁青少年中，有48%的人发生过性行为；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意外怀孕，而绝大多数诉诸流产。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所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婚前性行为比例从1989年的15%，蹿升到2012年的71.4%，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要经历一两百年。
受到性侵犯的女孩越来越多。由于缺少性知识、性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导致近年来女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广东省检察机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6月，广东共发生1708件女童被性侵案，占女童受害总案件数的75.34%，被害人中14岁以下女孩占了一半。很多孩子是在无知中遭受侵犯，她们连哪些是隐私部位都不清楚。北京一项针对453名小学四、五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24个人能正确选出全部隐私部位，包括胸部、排尿部位、臀部、生殖器官。
恋父恋母情结增多、婚姻受到影响。马晓年说，他在临床中碰到过一个病例，男孩子18岁了，还和母亲睡一个被窝，有严重的恋母情结。这是早期缺少性别意识教育的结果，必然影响未来的婚姻。在古代，女子出嫁前母亲会授以“压箱底”或“春宫图”，以模型或图画告诉她性生活是怎么回事，现在很多父母连这些简单的性教育都没有，因不知如何性生活而就医的人并不少。
性教育，要学的是爱和感恩
恐怕很多家长都没有想过，类似“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些欺骗式的性教育会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伤害。王国荣说，在一段时间内，这会让孩子产生严重的疏离焦虑，怕被疏远，随时担心父母是不是“不要我了”。对更敏感的孩子来说，幼年的心灵创伤会在成年后的潜意识中扩大：没有安全感；因害怕失去，不敢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是从哪来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孩子就不知道，父母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彭晓辉说，这不仅是性的教育，更是社会、人文的，与爱和感恩有关的教育。当他的孩子上小学时，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回答：“是爸爸妈妈做爱生下了你。爸爸妈妈相爱了，又经过法律的允许，所以我们做爱是正当的，舒适而惬意的，最后就生下了你。”
著名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曾指出，6岁前，最好是孩子问什么，妈妈答什么。比如孩子问“我从哪来的”，可以直接回答“你是从妈妈肚子里来的”，是否继续往下讲，取决于孩子是否继续问。彭晓辉也认为，如果孩子没问，不用主动给孩子上课。等孩子上小学后，再系统地学习这些知识，包括认识身体、人是从哪里来的、两性交往等。
2011年，北京小学生性教育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中,“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等内容成为争议焦点。彭晓辉认为，这些内容出现在教材中是正常的，国外性教育课本也如此。在日本，小学《卫生》教科书封面上，就有性器官图画。英国性教育漫画《我是如何出生的》一书中，也有一对夫妇赤裸亲热的画面。彭晓辉说，报着爱的目的向孩子讲述“性”，让其详细了解出生过程，有助于他们感恩父母、珍惜生命。
自1988年8月，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中国学校性教育已历经20多年的曲折发展，但正如彭晓辉所说，中国真正的性教育“还未开始，远谈不上规范”。“当有一天我们不再劝阻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正确而自由地做的时候，才是性教育的真正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