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不是外科手术 “廉政特区”未必最佳模式
“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真的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的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构想者任建明这样瞻望以“特赦”为争议核心的“廉政特区”前景。
但在王锡锌看来，“廉政特区”构想者是对特区产生了“迷信”，或者对“特区”本身有误解。他分析称，30多年前的深圳特区，是因为国家在宪法层面上还是搞计划经济，所以通过建设特区试水市场经济。但现在全国都需要治理腐败，为什么还要通过“特区”进行？
“所以，在这里，特区的概念是一个误用。”王锡锌说，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脚踏实地，也就是要回应民众对于反腐败的强烈需求，但同时又不能产生令人过于急促的期待，因为反腐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此外，民众也没有期待政府通过一个制度就能解决腐败问题。
王锡锌认为，反腐败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所有改革都必须能够增进治理的合法性和效果。制度建设参与者要坚守基本的规范，那就是腐败必须得到惩治。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得到更多民众的接受。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设计其实都是痴人说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腐败问题上，决策层决不能犹豫不前，错失机会，其实决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不可能一夜之间都把这些东西改掉，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表明自己反腐的决心。”
王锡锌认为，从现实的层面而言，中国反腐应该分如下几步走：首先，一定要明确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大方向，即政府要作出承诺；其次，要有稳妥推进的“路线图”，其中第一步就是要强化内部申报与核查，在此基础上，要明确告诉民众官员财产公开的时间表。
对于国家而言，反腐败不是一个“外科手术”，而是“系统的调理身体”，所以应该用中医的方式，进行系统性调整。王锡锌说，治理腐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要指出症状所在，并表明不断调整的努力，在此情势下，执政者和民众才能在治腐问题上找到共识，形成合力。
王锡锌认为，反腐败问题并不仅仅是通过官员财产公开就能做到的，有比财产公开更重要的，比如必须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即源头治腐，而公开只是末端环节。另外，很多腐败也是因为公共财政制度不健全，或者虽有制度但实施不到位，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度反腐比较欠缺。
“地方试验，全国推广”是中国以往改革的路径，实际上是把所有风险都压到这个特区，创新者本身承担了过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但展望未来，建设法治国家可能改革的路径也需要转向，就是“凝聚共识，法律先行”，因此，何增科认为，“廉政特区”未必是中国反腐倡廉最佳模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