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记者在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假记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严重干扰了部分地区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的乡镇领导甚至因此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难以放开手脚谋发展。此类现象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这么多名片,只有一张真的”
“喂,是俊山吧?你好啊,听说你调到X镇当书记了,干得不错啊。看你一天到晚比县委书记还忙,把我们这些弟兄都给忘了,好久也不联系。”前不久的一天,记者正在河北省邯郸市X镇采访,镇党委书记李俊山(化名)忽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乍一听,像是多日不见的一个老朋友的问候。谁知一番热情洋溢的客套话之后,对方话锋陡然一转:“我们整了套河北籍在京领导的通讯录,好多人争着要,有些还是千万元身家的,我都没给……”
“需要‘支援’多少套?一套多少钱?”对方正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此前一直在打哈哈的李俊山一下子截断话头。
电话里的人“咯咯”干笑两声,似乎有些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状态:“费用方面,别人都是两三万元一套,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出价1万元,你看啥时候过来一下。”
当听到李俊山表示价格有点高时,对方随即做出调整:“都是自己人,啥也别说了,照顾一下你,一套收6000元。你抓紧过来找我,顺便一起坐坐,管饭不管酒。”
无奈之下,李俊山撒了个谎,推说镇里有人在外地出了车祸,自己正在现场处理,一时脱不开身。对方赶紧表示:“既然这样,你安排镇里来个人……”
10多分钟后,通话终于结束。李俊山看了看记者,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原来,打电话者表面是兜售资料,实则借机敛财。自我介绍时,对方自称系河北省某刊物“记者”,但从来电显示看,其持有的手机号属河北省邯郸市。
放下电话,李俊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名片夹。他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都是打过交道的“媒体记者”名片,有20家之多。从名称上看,既有传统报纸,也有新兴网络,既有公开媒体,也有内部刊物;从地域上看,有河北省内的,也有北京的。
“别看这么多名片,只有这一张是真的。”李俊山用手指点了点第一张名片,“他是真采访、真写稿,剩下的人,说是搞报道,到现在都没见稿子在哪里。”
一张放羊照片,“吃”遍三个乡镇
李俊山介绍,在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见惯了形形色色的假记者,可谓饱受困扰:“熟识点的,来了后直接摊牌搞发行,关系不熟的,一般都打着批评报道的旗号,绕来绕去最后都离不开钱。”
以前在另一个乡镇当书记的时候,李俊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因为征地问题,引发部分群众不满,自称某网站的“记者”前来采访,直接把录音笔拍到办公桌上,当面播放“采访”村民的录音,扬言如果不解决问题,就如何如何……
“通常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从这些年的情况看,没有低于1000元的,也很少有高于1万元的。” 李俊山说。
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因为修路引发群众上访,某报社“记者”采访完后,直接把附有现场照片的稿子寄给了县长,声称“3日内没有回信,直接登报”。县长批示下来后,李俊山找到该“记者”沟通,最终花了2.5万元订阅该报社的刊物。
“花了钱以后,稿子是没登,但是刊物一直也没见到,他们说那刊物都是给省里领导看的,你说可笑不可笑?”
在陕西省安塞县,一位有过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告诉记者,实行退耕还林以来,陕西省制订了封山禁牧条例,但在有放羊传统的陕北,仍时有农民偷牧。
“一些‘记者’开车进山找羊、拍照后,拿着照片到乡镇谈价钱。由于陕北地形地貌比较相似,有时在安塞找不到素材的,就跑到邻近的靖边县找羊群拍照,再跑到安塞的乡镇要钱。更有甚者,一张照片从镰刀湾、化子坪、谭家营一路敲诈,走哪‘吃’哪。”
类似的“采访”,由于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记者”甚至闹出笑话。一次,李俊山接到电话,对方声称村民举报镇里非法占地,已掌握了很多情况。李俊山问来过现场没,该“记者”自信地表示,“去了啊,不就是在邢台市吗?”事实上,李俊山所在乡镇属于邯郸市。
多地乡镇干部反映,这种以采访为名行敲诈之实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基层乡镇的负担。每年仅此一项开支,少则数万元,多则10多万元。“每月都有两三拨,一拨一到两人。”
“真媒体要尊重,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
根据多数乡镇干部的描述,假记者的定义复杂又简单。复杂在于,他们把假记者分成真的假记者和假的真记者两类,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无证人员,而后者虽然有证,却打着采访报道的旗号牟利,多数情况下并不写稿。
“要说简单,我们看假记者就一条标准,是不是真的为了报道。”李俊山说,“如果是,即使搞舆论监督,只要客观,我们也认可;如果不是,即使有证件,我们也不承认是真记者。”
谈到面对假记者时的心态,乡镇干部们普遍五味杂陈,一方面既不堪忍受乃至反感他们的骚扰,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得罪。
之所以如此,河南省兰考县某乡党委书记认为,一是乡镇工作的确存在问题,担心曝光;二是工作中打“擦边球”,怕经不起深究;三是本来问题不大,担心媒体炒作舆论压力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还有乡镇干部反映,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记者”基层活动呈增多趋势,有人或者断章取义道听途说,或者抓住一点无限放大,往往“一条帖子就能捅个大窟窿”,由此给乡镇工作带来更多困扰。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前任党委书记翟伟栋认为,在一些地方,乡镇党委书记明知是敲诈,但又不敢得罪假记者,一定程度上还跟“害怕给领导添麻烦”的心理有关,“有些地方领导对媒体报道过于敏感,一旦出现负面消息,往往是先处理人再说事,这样乡镇即使没事也担心假记者找事。”
“对于真正的媒体,要给予尊重,但是面对那些假记者也不得不包容。因为每个假记者都可能招来真记者,说不定啥时就给你登报了。”李俊山说。
上述陕西省安塞县干部表示,乡镇处于社会管理的第一线,加之目前是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作中难免有违规现象。此时,正常舆论监督能促进政府效能,推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如果报道采访权被一些假记者滥用,成为敛财手段,一切就变了味。(《半月谈》2012年第24期,记者 张兴军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