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那是生活的另一面，你别无选择
“他去世后的半年里，我也会遇到开心的事，让我觉得生活有安全感，甚至喜悦，真希望这些能持续下去。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生活永远都有另外一面，那是疾病、死亡的世界，它甚至跟健康的世界是平行的，随时都会把这里的一切带走”
本刊记者/王臣
“我已经见到很多人所能想象的人生中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死亡，离它那么近，了解它的形状。那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呈现，就是一个平凡人，因为疾病很痛苦地死去”，看着安阳的照片，李静淡淡地说。
去年3月，李静的未婚夫、30岁的安阳被查出患了恶性脑肿瘤，4个月后去世。此前，两个人不仅从未接触过死亡，甚至对癌症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样看似遥不可及的“低概率”灾难，其实甚至每天都在发生，降临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
今年1月，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我国居民因癌症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至8人中有1人因癌死亡。
“只知道癌症可怕，但那种恐惧很空洞”，直到直面它，李静才真正经历了和无数癌症患者一样的精神考验：恐惧、孤独、绝望。
病发
李静记得清楚，安阳头疼病复发那天是2012年3月9日。此前，安阳认为颈椎病、头晕是他这种IT人的职业病。但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视力严重退化，站立时都会摔倒，安阳终于决定去医院检查。
CT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李静一人叫到身边，告诉她安阳脑子里有“占位”——医学影像诊断学中的专用名词，意思是被检查的部位有一个“多出来的东西”。李静的第一反应是：别告诉安阳。
很多癌症患者家属都面临这种选择。北京抗癌乐园负责人姜寅生说，过去16年间接触的几千名会员里，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经历了被家属隐瞒病情的阶段。一位癌症患者家属回忆，15年前，母亲被查出患有肺癌，她和弟弟开车在环形立交桥上绕了几十个来回，纠结是将母亲送往当地肿瘤医院还是总医院，为了能隐瞒实情，最终选择后者，“在所有人的概念里，癌症是绝症，不能让患者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灾难”。
李静了解安阳的性格，敏感、脆弱，一定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她躲起来上网查资料，安阳脑子里的“占位”有三种可能：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脑梗，或胶质瘤。
网上介绍说脑胶质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李静算了算，“北京2000万人，只有600个人会得这种病，我们连彩票都没中过，怎么会摊上这么大的事儿呢！”
她一边告诉安阳，可能只是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一边试图让自己接受更坏的可能，“胶质瘤分四个级别，一二级是低级别，我查了一下，手术切除后，还能活二三十年”，李静本能地安慰自己，“不会是最坏的那一种，不可能每块石头都砸在一个人身上”。
然而，她和安阳面对就是最坏的可能：脑胶质瘤。
病情迅速恶化，安阳开始神情恍惚，头晕得厉害，走起路来像个醉汉，已经不能正常上班，李静又不敢把他独自留在家里，只好上班时也带着未婚夫。
医生给出了唯一的治疗方案：尽快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不然就会面临失明的危险。
住院之前，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决定给安阳的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做手术的事，一是因为这种手术要直系亲属签字，二是李静没法一个人照顾安阳。
“脑子里有个小瘤，切出来就行了，没事，”小两口努力压抑慌乱，笑呵呵地打着电话。
从始至终，安阳的妈妈和两个年轻人的情绪就一直不太一样，安阳把开颅手术形容得像打一剂针，努力逃避。电话那边，母亲一言不发，第二天就从老家齐齐哈尔赶到北京。
恰巧，年初时，安阳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去世了，也是脑癌。安阳妈妈认识这家人，说女孩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女孩和她妈妈傍晚在家里小区遛弯。东北的傍晚，广场会有很多人扭秧歌跳舞，老人们带着孙子孙女混在其间玩儿，她们娘俩互相搀着在外围慢慢走。
老人讲得极为平静，直到安阳去世，李静才得知老人当时的心境。她亲自照顾过因癌症去世的姐姐和妈妈，因此，接到电话后，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手术前，平时连恐怖电影都不敢看的李静，每天背着安阳上网查手术图片，一边看，一边不断暗示自己：事情会变好的。
表面上，两个人对待即将到来的手术嘻嘻哈哈，但住院前一天，安阳搂着李静半玩笑地说起“生命”的话题，这是他们相识6年来第一次。“再活10年也挺好的，到时候不干IT了，开个补课班教学生，如果脑子不够用，就回齐齐哈尔开个杂货铺，你愿意吗？”李静使劲儿地点头。
李静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会给她带来什么。
恐惧
李静和安阳妈妈明确分工。安阳妈妈负责24小时陪护，李静则凭借稀疏的人脉，不断找关系，变更定点医院，预约核磁共振，各处央求收治病人，咨询社保办理手续
李静不在时，安阳常常跟母亲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路，母亲听着难过，“一个人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说明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生命了”。
可只要李静在身边，安阳从来不提这些。
手术结束，并不乐观，安阳脑中的肿瘤将近8厘米，拳头一样大，四级，随时可能复发。恢复过程也比正常情况差，别的病友能坐起来，安阳还在卧床；别人都能在走廊里溜达了，安阳还在发烧40度，因此做了三次腰穿。术后，脑中出现了出血点。
焦躁、不安而敏感，充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为了求得一点保证，李静每天追着医生问：手术算成功吗？以后怎么治疗？医生从未正面回答，咨询了很多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病因太多了，很难说清；得这个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治愈率更不好说。
李静只好依靠网络，一篇篇地翻帖子，靠了解其他人的病情发展，自己制造一丝缥缈的安全感。
安阳的妈妈却从不像她这般。她只是呆在儿子病床旁，默默地守护。事后她说，每天医生查房，走到别人身边，都不断夸赞，“手术太成功了，全都切干净了，没问题！”可走到安阳床前，只是简单地说，“还挺好的”。
苏醒之后，安阳再也没用过手机，没上过网，也从来不主动问自己的情况，但只要李静跟医生或母亲在病房外小声说话，他立刻直起身子，小心翼翼地听着。
“我猜，他那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方面又不敢知道。”李静说。
出院后，安阳恢复得依旧很慢，开始有腰腿疼痛的症状，每天情绪反复，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激动得大哭大嚷，一转身，又开始积极地锻炼起身体来。
有一天，安阳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问李静，“跳下去的过程会不会很疼，是摔死的还是吓死的？”
李静听得心惊，再也不敢让安阳单独在家，她把自己的妈妈也接来北京，三个人轮番陪着他。
手术后需要每天往头部注射甘露醇针以便降颅压，但为了防止对血管造成刺激，针要打得很快，安阳不停地喊：“疼，不打了”，李静于是骗他，已经调慢了，安阳才觉得舒服。
就这样，三个人把他当成任性的孩子，顺着他，骗着他，只求时间熬得不会太艰难。
手术后，安阳要做核磁共振、放化疗，按照医院程序，排10天才能排上，李静费尽周折找关系，很快排上了，还特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开了房间，方便治疗。但万事俱备，安阳就是不肯治疗，李静一下子崩溃了，“我在尽最大努力帮你治疗，你怎么还不理解我！”
“我们都没有对癌症做好准备，他抗拒，我也抗拒，”李静如今回想，“其实改变不了结果，仍可以修正很多细节，让最后的时间过得更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