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杨蕾的时候，她背着包，拿着撬杠，和一群孩子坐在芦山县街头丁字路口，准备徒步前往另一重灾区宝兴。
杨蕾是成都某幼儿园的老师，19岁，地震发生后，和同学直接从家奔赴芦山，背包里就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
此前一天下午3点，她们和路上偶遇的成都一大学生志愿队徒步从芦山到受灾最严重的龙门乡，帮忙卸载救援物资，一直到凌晨三点多，平均每个人就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后方其他救援力量赶到，天微明，她们撤出龙门乡。
有媒体将她们归结为“添乱一族”——不自带吃喝、药品，搞不清楚灾区状况，没有急救或者救援常识……
如果站在道德高地这样谴责，也许是对的，但扪心自问，我们谁又不是呢？
常识的缺失和热情没有关系，这些常识应该是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校生活中教予的，我们的教育给我们了吗？
在灾区，我们经常会碰到像杨蕾这样的志愿者，更有成熟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将志愿者根据特长分组安排，比如医疗小组，运输小组，分发物资小组等。
他们依靠当地人寻找盲点村庄——那些同样受灾严重，却在关注焦点之外的村庄，组成摩托车队分批运送救援物资。
但他们也是从杨蕾这样的志愿者成长起来的。
3、
田金兰是芦山地震遇难者名单上的第一个，找到她纯碎是意外。
那天，恰巧遇到她家亲戚的小孩在街头的残垣断壁上写下了“雅安，加油！”。几个金粉大字，闪出的金光格外倔强有力。
不过，田金兰看不到了，地震当天，她被门口胡同的一堵临时围墙砸中，生命停止在了45岁。
在丈夫杨国平找到的照片中，那是个眉心长痣、干净利落的中年女子。脾气执拗，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夫妻两唇枪舌战，或也是大多普通夫妻生活的调剂。
结婚23年，她小厂里打过工，餐馆里做过服务员，养过猪，卖过菜，起早贪黑地维系着家庭的运转，和众多普通农家妇女一样，卑微而坚韧地活着，希望着有一天，能够活的体体面面。
地震那天是她小卖铺开张的第四天，“苦日子终于快要熬出头了！”，此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拉着大姐田金玉的手在笑，“生意挺好的，养活我，养活我们一家人也没有问题。”
地震终结了她美好生活的憧憬，倒在了门口胡同的围墙下——一堵村民多次要求拆除却迟迟得不到应答的危墙之下。
地震对于不处灾区的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山河破碎的新闻，写在纸上的别人的故事，但对于身处灾区的人来说，它将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的生活轨迹。
出芦山的路上，才发现采访时一直忙于低头行走，数着有多少处山体滑坡，多少地方房倒屋塌，忘记了依山傍水的路边满是葱翠的竹林。
暮春三月，远望断崖，亦开满了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