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在《新世纪》刊文说，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看到的事物。有学生说看到了发出嫩芽的大树，有的说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色彩和“语文”气息，但又有何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的批阅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硬件”有单一标准，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学生们在课堂上可以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学生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麻烦，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以蔽之”。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根本无需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部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