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早上8：30，李召刚(化名)准备进入考场了，他在背后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这位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的高考考生，希望能考到600分左右，这样，他就极有可能被自己向往的南方科技大学提前录取。
与此同时，郑州九中国际部的郑嘉华(化名)已经回到家乡焦作，正和朋友约着去云台山玩。一年前，他选择了放弃高考，通过学校的NCUK预科项目出国。他的同学马海今天要去考雅思，因为上次的成绩不够理想，他想考个更高一些的分数，申请一个更好的大学出国。也是在去年，他从学校的创新宏志班转入国际部。
8：40，陈云飞(化名)来到考场大门口，他是郑州47中的考生。前一晚，他翻来覆去没睡着觉，但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怕外面沙发上同样睡不着的父母为他担心。父母两天前专程从商丘老家赶来，一家三口人都是第一次住酒店的高级套房，一个晚上的住宿费是一家人一个月的收入。
进入考点后，陈云飞遇到了几个家在郑州市的同学，正有说有笑地讨论昨晚的那档有关“考神”的综艺节目《一站到底》，他们问他，“你看了没有？”“看了！”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走进考场。
郑州学生选择多：国际路线+自主招生+体育特招
虽然“重复背英语单词”的生活十分乏味，但马海还是感到十分庆幸，毕竟不用再像宏志班的同学那样，“两周只能‘放风’一次”。在郑州各高中的普通高考班，学生通常都是上两周课休息半天，甚至只有两个小时的回家洗澡时间，这半天或两小时，被学生称之为“放风”。
马海(化名)选择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就算考个河南的一本，将来毕业找工作也不见得有竞争力。当然，他也承认“我的物理很差，一学就头疼”。他的父母都在郑州的一所211高校工作，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认为自己和当年去了国外的同学差距越拉越大；母亲把高校的现状看得很清楚：大班教学，学生自制力差，毕业时很多学生只能找到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宋佳宁(化名)也是九中国际部的学生，在回郑州上高中之前，她在深圳上了小学，北京读了初中。尽管从小就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但上初中后，她的成绩就不行了，如果在河南高考，最多只能考上二三流的学校。她的母亲下定决心送她出国：即便是申请不到国外的好学校，让她开开眼界也好，总比在国内读个“下三滥”的学校混日子强。
几位在最后时刻决定让孩子放弃高考的父母，不约而同地说：“不就是百十万元吗，卖套房子就供下来了！”
如今，这些选择走“国际路线”的孩子，常常会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来形容过去的高中生活。比如他们会说：“你知道吗，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会趴在窗户上，一个是壁虎，另一个就是班主任。”一天晚自习时，班里的灯突然灭了，随之传来一声怒斥：“谁脸上有光，站出来！”同学们抬头一瞧，一道黑影站在前门，原来是班主任通过这种方法来和那些玩手机的孩子斗智斗勇。
说起这些，郑嘉华心有余悸：“我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
郑州的高中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摆脱“那样的日子”。
6月4日是郑州全市中学考前清校的日子。当天下午，郑州九中高三(8)班的贾冕还在体育场上跑步。因为足球特长已经拿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成绩不错的他还是决心参加高考试试。贾冕的班主任刘静告诉记者，班里已经有6个学生通过足球、排球等体育特长项目被大学提前录取。男足和女排是郑州九中的传统优势项目，2010年以来还引进了跆拳道、太极拳等项目，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出路。
郑州九中校长田宝宏一直赞成学生走多样化道路，“尽管我们的学制很死，但我们想告诉学生，你们可以有出国等多元化的选择，不只是走高考这根独木桥。”
在从县城来郑州上高中之前，陈云飞从来不知道“踢足球也能上大学”。一直到现在，他也自认为属于“边缘人群”：他是县里考上来的“宏志生”，成绩不差，但也不是最顶尖的一拨，家庭条件却不如班里大多数同学。高考前，一些“有实力”的同学陆续地离开了班里，有的参加并通过了各类保送和自主招生考试，有的放弃高考准备出国，有的作为体育特长生特招了，而这些道路，都离他很远。
140公里外的宝丰学生：不得不加入的背水一战
然而，在河南，更多的中学生还是要过郑嘉华说的“那样的日子”，而且，必须要参加一场决战。
平顶山市宝丰县，距离郑州只有3小时车程。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聚集着全县乃至周边一些县、乡镇最好的学生，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高考。
李建清是这所学校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3年前，他的儿子以全县第4名的成绩中考大获全胜，随即被周边的县高和平顶山市重点中学“看上”，但他最终替儿子选择了宝丰一高，原因是：“这里可是‘军事化管理’，抓得紧，老师负责任。”
在宝丰一高，学生请假必须要让班主任签字，如果要出校门，班主任签完字，还必须请家长来校门口接，“总之，高考前的这3年，学生就别想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眼皮”。
李建清说，学校每个学期都有“日清”、“周清”和“月清”，分别指的是当天的功课当天考，当周的学习内容当周考以及当月的小考，这也被学生家长称之为“过关”。一旦学生过不了关，就要叫家长来，长此以往，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就退学了。
学校补课、学生熬夜，在这里也是家常便饭。包括该校校长陈青莲在内都不回避的一点是，宝丰一高是一所农村高中——虽然在县城，但80%的生源来自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谁也不能否认，补课是有社会需求的，就像每年都会有复读的考生一样，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们再次考试的权利，不直面这一点，学校还凭啥生存呢！”
宝丰一高副校长张国要的女儿今年也要参加高考，他因此回避了“监考”任务。这位曾做过多年副主考官的父亲说，“可能是看多了学生高考，轮到我自己家的孩子，反倒不紧张了。”
城乡信息不对称在加剧：农村教师瞄准省城探真经
不过，就在高考前的这些天，张国要却与省会郑州保持着热线联系，因为那里有他过去的一名学生，如今是省级示范学校的教师。每年高考前，他总会向张国要提供一些“灵通的信息”。这些所谓的“消息”不过是省城重点中学的一些模拟试卷和复习资料，比如，有些发布在网上的试卷，就只有几所省城中学的老师才有下载和解压的密码。对谙熟高考套路的教师而言，“省会人命题的试卷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高考的方向”。
互联网在看得见的世界缩小着城乡间距离，但在不少省城和县城的高中教师看来，十几年来，信息的不对称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急剧拉大。
“对于县城和农村的孩子来说，互联网也许联结起了人际交往，但没有联结起知识。”一名郑州的中学教师告诉记者，虽然县城的学生学会了上网聊天、看电视、打游戏，但他们与大城市生活圈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县城教师与省城教师的素质差距也在拉大，比如郑州市的不少中学都加入了华中区“高中课改联盟”，教师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分享对同一堂课的不同构思，每个假期都会接受专业培训，而这些资源，县城里的教师几乎享受不到。
3月24日，在参加南科大的笔试前，李召刚还打了一个晚上的网络游戏。考完后，他觉得“题目很活，几乎全是智力题和逻辑题”，符合他的口味。最终，100分满分，他取得了94.5分的高分。而按照他的模拟考成绩，尽管数理化生四科都是年级前20名，但从“一模”到“三模”，总成绩都在590～600分徘徊，如果直接高考，很有可能只能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一本”。
李召刚的人生规划从初中起就开始了，高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去了国内很多地方后，他特别喜欢深圳，“那里很开放，不像河南这么闭塞。”因为对物理、化学感兴趣，他又想从事科研工作。这是他和父母在高一时就将目标锁定为南方科大的原因，因为听上一届去读书的学长说，“南科大的科研氛围很浓，大一大二就能在实验室做项目，毕业后也比较容易申请出国读博士”。
除了南方科大，李召刚还通过了天津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他们班里已经有17个同学拿到了自主招生三大联盟学校给的“定心丸”。
无论是三大联盟的自主招生，还是出国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小圈子。李召刚的父亲经常在一个家长QQ群里互通有无，群里有南科大在河南的招生老师、去年从河南考进去的学生和感兴趣的家长。出国班的学生不但要复习托福、雅思，还要组团去香港参加SAT考试，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县城里的学生大多在这些圈子之外，出国、自主招生这些多样化道路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劣势。今年，宝丰一高仅有两个学生有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却均折戟在笔试一关，“一些题目我们老师都不会做，辅导不了学生。”张国要说。
在这般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心的家长也主动与相对占据信息优势的学校领导、老师们“套起了近乎”。李建清就因此知道了“虽然清华北大最好，但就业未必有上海交大好”。“我咋知道？那些毕了业的孩子都和老师联系，啥都知道。”他还知道，以他孩子年级第四、第五的成绩，考个985高校没有问题，但最好去北京、上海读，最次也要去广东。
对李建清这样一个开了大半辈子车的司机来说，他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一辆5万元的面包车和一套县城的房子”，但他对孩子的期望却是要到“一线大城市去”。
现实让县城学生不再迷信高考：打工的多了复读的少了
6月6日是高考前最后一天，宝丰一高的新旧两个校区是这个县城的唯一两个考点，考生们在这一天来“踩点”。赵晨(化名)是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去年她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但最终放弃了。她想考一个北京的高校，来完成父亲未圆的梦，“20多年前，他差了几分没考上，现在就一直在家种地。”
上世纪的80、90年代，尤其是高考刚恢复的80年代初，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吃上“商品粮”了。和赵晨的父亲一样，张国要就是在那个时候考的大学，他对记者说，“那时就算再差的学校，只要能考出去的，就都走了。”
那时候，高考真的能够“彻底改变命运”。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却并未失宠。2003年，宝丰一高第一次考出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学生时，整个县城沸腾了。那时的陈青莲还只是宝丰一高的一名普通老师，她回忆，“每家每户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街上的庆祝红色横幅也是隔街都能看到。”
此后，谁家的孩子考进北京，从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每年往家里寄多少钱，父母在老家买彩票都是大手笔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这种口口相传的冲击力更大，从县城到乡镇乃至村庄里的家庭都开始“死磕”高考，甚至出现了“八年抗战”的学生。
直到2009年，一个变化被陈青莲注意到了：复读的学生开始少了，从原有的一年2000多名复读生，开始以每年百十来人的速度递减。今年，宝丰一高统计的复读生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值，“不到1000人”。陈青莲还发现，打持久战的越来越少，“如今的学生第二年如果还没考上理想学校，一般情况下也会选择走。”
进到考场，赵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她抠着桌上凸起的一块木条说，“这块要把卷子扎破了咋办？”接着，这个已经满20岁的女孩抬起头，笑起来，“也没事儿，大不了再重来一年。”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告诉记者，“其实，复读班挺难熬……班里不少同学都冰冷冷的，不怎么搭理人，谁也不能碍着谁的事儿，第二年大家压力都很大。”赵晨也发现，“很多人都称自己之所以复读是因为第一年没好好学，但几乎没有人说自己来年还要再考。”
接着，这个女孩给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觉得“考虑得有点早了”的观点：“现在就业那么难，谁还想着去考大学。”
如同10年前的高考状元条幅，如今，每到七八月份，宝丰县城渐渐出现了另一道风景：三四辆富士康公司的大巴来了，一两天后，满载着年轻人，又离开了。当地也有了一个“阳光职业培训学校”，专门培训这些供富士康挑选的技工。这家学校的生源以初中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一些高中生，甚至是退学的高中生。
人们不再迷信高考了吗？至少有一部分人是。
在陈青莲看来，自从县城里开来了小麦收割机之后，以前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收完的麦子如今两三天就搞掂了。从此便没有哪家的大人再拿“考不上学”就回去种地的话吓唬孩子了，“就像一个老乡跟我抱怨，已经不是农民了，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命运了，那学生还高考干啥。”
在有的人眼中，富士康“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的生活，远比曾经是天之骄子的张校长、陈校长的“一个月三四千”要划得来。
赵晨告诉记者：“复读这一年，班里有俩男生没熬下来，背着家长去学了魔术。”
宝丰被称作魔术之乡，当地有一所魔术学校。去年春晚，宝丰人丁德龙因魔术登上了央视春晚，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位年轻人恰恰是从宝丰一高毕业的，但并未参加高考。
如果这算是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的话，在陈青莲眼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毕竟，学生不再‘死磕’高考，选择多元化了”。但是她心里却十分明白，“我那些(选择其他出路的)农村孩子，真能称得上是在做积极的选择吗？”
这个教了27年书的老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在这座以煤炭和观音文化闻名的县城里是十分少见的。陈青莲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越是领导、有见识的家庭越重视孩子的高考，当然，如果他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本报6月7日郑州、宝丰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