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分地区连续数月雾霾污染严重，呼吸到新鲜空气已从以前的生活必然条件转变成愿望和需求，何时让天空变蓝在考验着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从日前召开的“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 年年会”上获悉，我国即将公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此“行动计划”是新一届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亮剑行动”，总体投资在1.7 万亿元左右，将年增5000 个PM2.5监测点等，此举无疑表明我国政府对控制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决心。
“行动计划”共十条总计35 项内容，主要是调整结构控制煤烟排放以及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等，政府表态让空气质量改善最快也需5~10 年，那么，雾霾的主凶是什么？为何要用5~10 年才能“改善空气质量”，现阶段对空气污染问题是控制为主还是削减为主？如何控制和削减才能快速清除雾霾污染？笔者认为，能否抓准方向、2~3 年内快速削减雾霾，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雾霾的主凶是谁？
我国雾霾与美国洛杉矶和日本东京相同，应主要是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造成的
雾霾污染近两年来开始侵扰我国大部分地区。那么，雾霾的主因到底是什么？
对雾霾污染的主因目前有多种说法，最多的说法是，“雾霾主要是煤烟造成的”。针对此说法以北京为例，住在北京的人都知道，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还有很多工厂，如首钢等，北京大部分民众家庭取暖都烧煤，那时并没有太多雾霾污染现象。2008 年后，北京很多工厂已关停或搬迁，家庭取暖也改变为天然气，北京已完全实现了产能转型和控制煤烟排放；但近两年雾霾污染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所以，“雾霾主要是煤烟造成的”似乎不太科学。
另一种说法是“雾霾是扬尘造成的”。早些年，京津冀在春天经常会出现扬尘袭扰现象，经过政府大量投入绿化工程，近些年，北京市的扬尘问题基本解决。而扬尘不是有机化合物，且颗粒物较大不易长期漂浮在空气中，经过风吹雨淋就能很快消失，所以“雾霾是扬尘造成的”说法也不科学。
还有一种说法是“ 雾霾是其他地区飘来的”。针对此说法笔者组织了几个专业人士，连续十几天收集北京市各个点发布的空气监测数据，包括风向、城市中心和郊区的污染量变化状况等；发现在风弱的状况下，从上午九点起城市中心污染量逐渐上升，到晚上八点左右开始下降，而郊区(如怀柔、顺义、平谷等)污染量相对城市中心的污染量要少；也就是说，如果是其他地区飘过来的空气污染应先经过郊区，而郊区空气污染应比城市中心污染量高才对，所以“雾霾是其他地区飘过来的说法”也不太科学。
另外，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治理雾霾污染应学英国伦敦治理烟雾的经验，要大力控制和降低煤炭燃料，而英国伦敦治理烟雾事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工业转型和技术发展已是必然趋势；笔者不认为中国的雾霾主要是工业排放造成的，而是与美国洛杉矶和日本东京相同，主要是“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造成的。
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油品质量的成效有多少？
北京10 年间新车排放标准提高了五级，但并没有控制住在用机动车污染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
近期，笔者组织了几位机动车领域内的权威专业人士走访了几家知名的车辆制造企业，从中了解到，我国已全面要求新车排放达到国四标准，北京市要求达到国五标准，而实际上，目前新车是采用“目录备案制”，也就是说厂商通过纸质材料申报，然后自选一、二辆车到环保部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通过后上目录就可以批量生产了，上目录的车辆两年内不需要经过“工况法检测”就可销售和上车牌(怠速法无法检测国二以上的车辆)；也就是说批量生产的车辆排放没有经过工况法检测，其排放在生产时是否达标主要是靠生产企业的信用，标准再严这样的监管是否有成效不得而知。
再以北京市举例，1999 年，北市车辆还不到100 万辆，2003 年后是车辆快速增长的时期，到2012 年后，北京市车辆已达到500 多万辆，10 年时间增加了400 多万辆；而新车排放标准也要求从1990 年前国0 标准提高到今年的国五标准，10 年提高了五级标准；油品质量也在不断升级。北京市是管理和控制机动车污染最早和法律措施最多的城市，但因检测工作流于形式，依然造成大量高污染车还在路上行驶，采用高标准和高品质的油并没有控制住在用机动车污染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
快速削减“雾霾”需重点抓“在用高污染车”
济南地区的试验表明，9.6%的高污染车辆排放了59%的污染物
根据近期对山东省济南市约1 万辆车进行的检测试验表明，按车辆排污量进行分类，73% 的车辆排放量在0~3g/km ，污染物排放量只占16.3% ；而排放量大于9.2g/km的9.6% 的高污染车辆排放了59% 的污染物。
另据“南京市机动车排污监管中心”召开的培训会上介绍，南京市约7%的“黄标车”排放了50%以上的污染物。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约10%的高污染车排放了超过了50%以上的污染物，为此，我国快速削减“雾霾”的最佳措施是重点抓“在用高污染车”。
颜梓清 作者系机动车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管理科学院绿色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