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仲勋高度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回顾当年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斗争中党和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居两地，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运用“蘑菇”战术，在取得延安保卫战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我母亲给她取名“桥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刚刚起义过来的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1952年秋，仲勋奉调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里，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我带着桥桥和二女儿安安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城里家中，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还是个好丈夫。”当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我们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里也没有请保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仲勋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他甚至要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视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打心眼儿里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要求和教育子女。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总是哄他说：“染染穿一样。”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末，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回家后，我说给仲勋听，他哈哈一笑对我说：“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党校，家住东城区，只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车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这样，我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总理十分关心仲勋的生活，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就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周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这么年轻，哪里像35岁，四个孩子的妈妈呀！”他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此后，我只陪同仲勋在北京参加过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夫妇和在广东接待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的活动。直到今天，我还未跨出过国门。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但他内心却倍受煎熬。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公所）学习。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并利用空余时间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当然，收获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毛主席让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回复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仲勋拆洗被褥，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学的红卫兵突然闯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冲进仲勋的宿舍，强行把他带走。1月4日，仲勋在这所大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勋不畏强暴，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他还写信给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身陷磨难，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当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年不见，我们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难时期的关心照顾，我们早都饿死了。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纵下仍然不肯放过仲勋，准备把他拉到兰州、延安继续进行批斗，最终还是被周总理制止了。此时的仲勋，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没有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受到审查。仅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就被审查了7年之久。3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设兵团劳动或生产队插队落户。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也被剥夺了升学上高中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去工厂当上了一名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