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公安部获悉，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侵害医务人员案件的情况，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提出要求，并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两部委《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做出部署。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侵害医务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任何暴力伤医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惩，对正在实施的暴力犯罪，将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坚决制止。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积极配合综治、卫生计生、司法等有关部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密医院及周边的巡逻防控，全力支持医院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提升医院的安全防范能力。
10月26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医生被一名男子捅伤，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两人重伤，当地政府的事后应对处理更是引起了医护群体的强烈不满。医生被杀、护士被劫持，一次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背后，是谁把医患双方推向了持刀相见的境地？
和以往一样，医德再一次成为医患关系崩塌的“替罪羊”。代表普遍意见的一种声音认为，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个别医生不顾职业道德收取红包，令个别难以承受看病高昂成本的病患，在未能得到“治愈”结果后，举起杀医屠刀。
事实上，医德建设一直被视为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环节。包括浙江在内，医生宣誓忠于职业道德的活动屡见不鲜，新闻媒体也在不断推出妙手仁心的医护典型。遗憾的是，这些医德正能量的传递，似乎依旧无法阻止医患关系滑向恶劣崩塌的现实。
在一团乱麻的医患关系背后，真正的危机暗地四伏。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或许可以给医患现状给予一个最直白的解答——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7%，占当年GDP总量的1.7%；2012年，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14%，占当年GDP总量的1.38%。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所谓的医疗卫生投入数额在增长，但中央及地方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却在不升反降，与当年GDP总量的比例同样有所下降。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财政投入占大多数公立医院全年需要费用的60%，此后逐年减少，到了2009年医改前后，占全部运营成本的20%，也就是说剩下的80%要靠医院自己创收。
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医院收到的财政投入还远远不到运营成本的20%。一位医院院长就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我们医院有1800多人，光发工资每年就需要2.5亿元，而国家财政只给了300多万元。再加上用于设备采购等的建设经费，实际的缺口数额更大。”
毫无疑问，医院经费的缺口只能由患者的医疗费用来弥补。可是，患者的医疗费用无法由医保支出完全承担，其差额部分的来源就是患者自己的积蓄。
在2009年新医改之后的三年中，医保支出连续高涨，到2011年，医保支出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上升至25.3%，一些地方的医保基金开始出现亏损迹象。有鉴于此，人社部、财政部以及当时的卫生部联合下发意见，明确我国医保在两年时间内全面推行付费总额控制，控制医保费用支出。
医疗费用一直在上涨，医保总额一直在封死，医院经费缺口一直在扩大，所有的压力最后便汇聚到患者的身上，直接导致医院运营补缺与个人负担成为直接对立矛盾。这样一场零和游戏中，经济矛盾演变成医患关系矛盾已经在所难免。
来自中国医院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就在温岭杀医案后，有医务人员明确提出严惩凶手等要求，希望借法律之手遏制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记者对过往两年恶性伤医、杀医案进行梳理后发现，法律从未缺位，几乎在每一起恶性事件后的很短时间内，凶手都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悲的却是，基于法律框架内的严惩，并未阻止医患矛盾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
现实的感受是，患者都希望到大医院看病，医院资源有限，医患沟通时间紧张，异地就医医保异地转移困难带来诊疗费用负担加大，公立医院进一步减少给中低收入病患带来的看病更难等等一系列矛盾，都可能引发医患对立情绪的加剧。
显然，仅仅依赖医德的坚守和法律事后的严惩，并不解决医患关系恶化崩塌的问题。
新医改方案曾经明确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但是，在一个本应坚持公益性质的行业，现实中却存在着巨大的逐利要求。在明确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的前提下，医卫投入却做不到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长此下去，医患矛盾又该如何化解？
一位熟悉财务的医院院长曾这样提醒记者，“2012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为7199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14%；同期教育投入2.2万亿元。”
对政府来说，不是没钱，而是钱往哪里花的问题；对医疗单位来说，不是医疗资源有限，而是少数人占用多数医疗资源的问题；对于虚高的药价以及昂贵的医疗设备采购来说，不是有关部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解决，而是怎么样才能愿意下手解决的问题。
让医生坐稳医师的座椅而不是感到危险恐惧，让患者安心就诊而不用担心一病致贫，说到底，最终仍然需要政府承担起应有的民生投入责任，制定明确的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目标，并步步扎实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感受，重建本应和谐的医患关系。毕竟，由制度扭曲带来的关系错位，最终仍然需要用制度的力量让错位的关系重新归位。 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