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水利系统一事业单位员工李某将单位告上法庭，称其正常拿工资，但单位并未给其安排具体工作，甚至没有给其相关工作账号和进出单位文印室的门禁卡。1960年出生的李某诉称，自己2000年调入某事业单位。但在2005年单位突然通知李先生不用做岗位工作了，甚至将其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李某开始了在编上班却无事可做的日子。(11月27日《杭州日报》)
说是“奇葩”当然有些低估该事件的公共意义，毫无疑问，就目力所及，这首先是一则非同寻常的“空饷寓言”。公众见惯了空饷情形在一些单位的普遍存在，公众也见惯了运动式治理对空饷现象的有心无力，甚至在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直指空饷乱象的“空饷治理办”，但我们的确很少邂逅一位体制内空饷得利者对其主动的不苟同。
然而，将全部的新闻细节读完，我们会发现，导致李先生状告单位的最主要缘由其实在于：2012年年底李先生被单位通知为年度考核“不合格”，虽然此后经过重新考核，但还是直接导致了李先生没拿到当年绩效考核奖3万元，这让他感觉单位想通过考核不合格的手段想方设法将其解聘，进而才有了“自告空饷”的“维权”举动。换而言之，李先生绝非对吃空饷不满意，他不满意的只是空饷特权无法被延续。
李先生在“控诉”着单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但真正的问题，还是此种似是而非的“状告自己吃空饷”现象如何形成？新闻中其实同时提及了一处细节，李先生在家无所事事，单位却把他职责内的工作外包给了外面单位——宁愿外包也要让自己的员工赋闲在家，并且还给其发放薪酬。这一方面说明的显然是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混乱，岗位编制的必要与否似乎从未有人过问；另一方面说明的还是与此种编制管理相辅相成的财政欠透明。正是因为财政开支是秘而不宣的，所以一些事业单位自然就无惧于重复的财政开支，人浮于事由此形成，单个员工对空饷红利的依赖心理也会形成。稍有不满意，顺理成章的就是“状告单位”。
以上情形当然不独在新闻中的这家事业单位而存在，至于说到对事业单位吃空饷怪现状的治理路径，之前也有广泛谈论。以此来对比，杭州这起员工状告自己吃空饷事件，除了反证出某些事业单位以外包维系吃空饷的制度性接受外，其另一重治理启示其实是，虽然治理吃空饷是系统性的工程，治理不可一日速成，但完全可以先从编制本身的公开入手。一个简单的反问是：倘若事业单位的编制数、岗位职责与薪酬发放都是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的，那么无论是简单外包还是吃空饷都会变得不那么容易。由此，“状告自己吃空饷”的现实荒唐也难于上演。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大可不必对“状告自己吃空饷”过于激动，它事实上更是让围观者看到了一个身陷编制利益中无法自拔的单位人——因为有着固定的编制，他可在家安享7年不工作却领工资的安逸时光；因为空饷利益在下降与受到威胁，他于是断然将发放空饷的单位告上法庭。他在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权利”，却也不自觉地暴露出更多的空饷不堪。这就像是一次对编制特权的恶搞，只待继续的改革去将荒唐消弭。■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