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之际，塔台传来消息，解除警报。“我一拉操纵杆，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起不来。最后，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
触地时，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飞机靠惯性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
“最畅快的飞行”：接收日寇占领的武汉机场
1944年6月，“飞虎队”的很多飞行员失事，龙启明被正式确定为飞行员，成为“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
他被派往加尔各答负责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区域的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
“在这里，我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2005年，龙启明回忆说，在一次轰炸缅甸一个后勤仓库时，自己驾驶B-25重型轰炸机，为了更多地命中目标，不顾不能低于1000公尺投弹的要求低飞，遭到日军机枪扫射。“在距离目标500米的空中开始俯冲，对地面日寇的防空部队实施火力扫射，飞入轰炸区域内就打开电门，投了３枚，被日军机枪击中，又投了３枚，回来后才发现机尾有14个洞。”
让龙启明感到最辉煌的一刻，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0天，他和轰炸机分队队长希尔少校从四川梁山县（今重庆梁平县）起飞，驾驶飞机降落在武汉，接收被日军侵占的武汉机场。
举行受降仪式后，他把日军战俘押送到上海美军总部，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这是我一生中最畅快的飞行……那天，日方代表不得不低下罪恶的头颅。日军战犯被押送到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对邪恶的审判!”龙启明在自传《喜马拉雅的英雄》中写道。
参加“两航起义”，成为新中国首批飞行员
抗战胜利后，龙启明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
按照美国第14航空队的命令，包括龙启明在内的美国空军都要回到美国。但是，他的妻子刘佩珠不愿意离开老家上海，于是，他选择了退伍。
第二天，他就去中国航空公司登记报名，被分配到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飞行任务。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是公司最年轻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
1949年11月，龙启明参加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两航起义”,毅然从香港驾机返回大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龙启明的忘年交、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馆长代庆标介绍，龙启明曾对自己坦露心迹，当时，他作出决定的原因有三：一是老婆和孩子在大陆，二是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期待，三是不愿意重复在别的国家被别的统治者统治的生活。
此后，他曾执行过邓小平和贺龙两位首长的专飞任务，“贺龙还曾来过我家，抱过当时刚出生不久的七弟龙文俊，”龙文伟回忆说。
1952年10月，龙启明到地方工作，彻底告别了飞行生涯。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他作为优秀干部支援地方建设，被安排进入西南工业部101厂(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记者注）,直至1982年退休。
“因为我父亲曾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影响，不被信任，被‘监控使用’。”龙文伟说，“文革”期间，对父亲的敌意由隐蔽转为公开，因为他在美军飞虎队的经历，被视为“美蒋特务”，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压岁钱被说成是“特务经费”，他因此被批斗、关押、送进“学习班”改造……
拨乱反正后，1982年，龙启明被解除监控，摘掉“反革命”帽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他尽职尽责地工作，其间，精通英语的他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当时的重钢老总（后曾任重庆市长）的蒲海清等人都是他的英语学生。
改革开放中，龙启明到了重钢外贸公司，他和同事们经办了重庆钢铁史上的第一笔外贸业务，“我记得那次外销了5000吨钢材。”龙文伟说。
无偿捐献清晖园地契房契
2005年，龙启明迎来值得终身铭记的时刻：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2011年11月23日，88岁的龙启明带着一家四代近30人回到顺德清晖园，无偿捐赠宣统元年的清晖园房屋地契以及他担任飞虎队队员时的珍贵照片等，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24K镀金勋章。
“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抗战历程，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个人的付出算不得什么!”在捐赠仪式上，他说。
捐赠时，顺德方面曾表示，邀请龙启明到当地养老，“房屋我们会考虑。”全家讨论后，他们谢绝了这份好意，“既然我们是无偿捐赠，就不要任何回报。”
清晖园是4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更重要的是，这里曾见证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时刻——第一次南巡时，邓小平曾在此逗留22分钟，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二次南巡时，又曾故地游访。
而今，这里已建成了邓小平纪念展馆，矗立着两米高的邓小平铜像，旁边偎依着一对白猫黑猫石像。
时光荏苒，龙启明日益老去。如果按照“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飞虎队”的权威定义，飞虎队队员的6名华人中，3人此前已离世，另两人分别居住于新加坡和美国夏威夷，龙启明是中国健在的唯一队员，作为一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守候着那段传奇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