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也使我们今天得以拨开时间的迷雾,在岭南的文化版图上寻找这样一位文化宗师的身影。
乡教十年,苦读奠定学术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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