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律师业这些年正在飞速发展。但律师执业环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这些业内共识也引发了律协的关注。前不久，第八届全国律协工作规划公布，其设定的2012年到2015年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和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方面有新进展。
律师为公众提供法律维权服务，而律师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案例却屡屡发生，比如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问题，有时一些律师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这些问题，让以法律为唯一武器的律师群体(尤其是刑辩律师群体)颇显尴尬。据说一位大律师如是告诫新入行者：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案；如果你要办刑案，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
这个段子对刑事辩护之难的描述不乏夸张，但的确传递了一种无奈的情绪。16年前刑事诉讼法大修，律师介入的时间被提前到侦查阶段，控辩双方地位的明显失衡也有所改观，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中立性上得到强化。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许多人曾为这些进步而欢呼雀跃。然而随后的刑法修订，却在律师头顶悬起了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就是被律师界所戏称的“306条大棒”：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一来，不少刑辩律师纷纷跌落在这个“铺满鲜花的陷阱”中。当年最轰动的案例莫过于昆明律师王一冰的“伪证案”。在饱受了两年牢狱之灾后，二审法院宣告这位律师无罪。令人扼腕的是，恢复清白的王一冰愤而出家。
2002年4月，《中国律师》杂志曾开展过一场关于“刑辩律师出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们都哀叹刑辩难，也剑指“律师伪证罪”的是非。据统计，实践中80%以上涉嫌律师作伪证的案件，最后都被法院宣判无罪或者不了了之。
当然，伪证罪只是其一。其他至少还包括诈骗罪、包庇罪、偷税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等。经济利益不高，回旋空间不大，刑辩路越走越窄是难免的。律师们“趋利避害”也很正常。只是，对于一个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律师纷纷回避刑案绝不正常。
不正常的还有那“老三难”——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这些“难”当然不是单靠全国律协所能推动解决的。事实上，最新一轮的律师法修正和刑事诉讼法修正，在纠正失衡的“控辩关系”，努力推动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上又有了不少具体的举措。当务之急，就是要让那些合乎法治的制度从文本走到地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律师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的侵害时，如何有效地为律师维权，将是新法能否落实的关键。
作为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律师在今天的社会大舞台上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律师执业环境尚不尽如人意。律师执业环境其实就是法治环境的镜照。法治既已是中国的治道变革方向，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坎。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