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取代微博管理中的行政干预
政府官员成为微博追逐的重点，这成为论坛参与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近来，典型的例子是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引起广泛关注。关注的起源来自微博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杨达才在“8·26”延安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现场背着手微笑的场景引起广泛争议，微博网友称其为“微笑局长”，随后网友搜出多张照片直指杨达才有多块名表涉嫌腐败。对“微笑局长”的关注迅速升温成为网络事件，直到9月21日，陕西省纪委通报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进一步调查。
汪玉凯发现，伴随这一事件发展的，是微博网友的“穷追猛打”，没有出现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大规模删帖，让事件朝着质疑、调查、问责的法治轨道发展。
他认为，在微博管理过程中，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北京大学起诉邹恒甫的事件被许多参会学者认为是一个经典案例。
8月21日，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在微博实名认证账户中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之后的11天，北京大学通过微博等媒体发出3份声明，同时宣布已经向法院递交起诉书，正式起诉邹恒甫。
“面对质疑，北大没用行政干预删帖，而是让事情走上法治轨道，是值得学习的。”汪玉凯认为，“微笑局长”、“北大起诉”两个案例对政府提高网络管理能力应该有所启发。
他进一步分析说，微博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既有正面信息的传播，也存在着大量谣言，对于这些信息，要用法律本身来进行监督，不要在关键时候断网、大量删帖子。他认为，政府不能以消极态度来对待微博，官员要敢于出马面对公众，切实打造透明政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务微博不仅要“听”更要“问”
“网络‘问’政绝不等于网络‘听’政。”胡泳说，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
曾经有媒体对97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采访，题目是人大代表为什么要使用网络。得到的答案有两点，一是人大代表希望通过网络收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要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和人民群众的沟通。
胡泳分析说，这是典型的双向需求，这些需求是必要的，但这还属于“听”政的范畴，如果仅限于此，网络问政最后可能沦为一个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通过对大量由微博信息引发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董盟君认为：首先，政府不要轻视舆情民意，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是主观上不愿意对民众说、时间上不及时对民众说、内容上不对民众说真话的现象。
第二，政府要建立网络舆情收集信息和会商机制，加强舆情动态反应，审慎对待网络舆情。
第三，政府要重视信息发布，在网络质疑声出现以后24小时之内有回音，必要的时候需要第一责任人出现，不要匆忙做出结论。
第四，要畅通信息渠道，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沟通，及时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任何个人对相关信息的瞒报、错报会给事件带来不好的影响。
第六，政府要与意见领袖交朋友，不要对抗，要通过寻找最大共同点来解决问题。
第七，政府要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谨慎定性，不要自顾自说，不要挑战公众的智商，不要侮辱网民的智慧。
第八，政府要坦诚面对公众，有误解要主动澄清。
胡泳直言，官员通过网络关注社情民意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公众意见，主动解决公众提出的疑问和问题，主动达到公众的期望，“这才是从‘听’政到‘问’政的过程。”
王旭明则表示，网络问政绝不能成为公众一次次的狂欢和媒体一次次的盛宴，网络问政一定要问明白，问出效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