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4
亏心事不敢公开？
我们很坦然面对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愿意，到我们这里查账都可以。基金会一直秉承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我们欢迎大家的监督。
记者：事情已经发生三天了，你的心情如何？
姜莹：我们很坦然面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就不想理。如果大家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查此次出国考察的账都可以。基金会一直秉承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我们欢迎大家的监督，但是否要采用偷拍这种方式，是有待商榷的。
记者：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姜莹：坦率地说，消息出来后，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第一反应是我们怀疑发出消息人的真实身份。因为我们都知道，媒体记者若是报道一个消息，首先是了解消息的真实性，而消息公布人并没有到基金会了解情况，后来有记者向发消息的人进行过求证，其本人也承认是听到“别人向他爆料后才知道的”。消息发布后的第二天，微博中又有一条消息说得更离谱，说儿慈会开紧急会议，想找一笔用于此次出访的捐款解决这一问题，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微博上的那张“行程单”，不仅不是最后的行程单，也是“偷拍”的，消息发出时，使用了“极可能”等字眼，对读者有极大的影响。其实，如果愿意，网友可随时查阅此次考察费用的使用情况。我们欢迎大家的监督，但用煽动性的语言报道未经调查、核实的事情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公布了出行消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出访本来是要发布消息的，因为还未成行，消息自然没有公布。这几天，我们接待了多家媒体参访，详细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经费等问题，都会通过媒体向外公布。
记者：你认为儿慈会现在还欠缺什么？
姜莹：经验不足，规范化工作也有待完善和加强。
记者：经验不足是什么原因？
姜莹：基金会成立时间只有三年，而且与传统的运作型基金会不同，我们希望探索一条资助型的基金会发展模式，这样的探索在国内几乎没有可参照的经验供我们学习。
记者：所以你们认为需要出国学习？
姜莹：我们倡导公益慈善的民间性，也一直在做资助型的基金会，但究竟怎么做？怎么才是好？
我们总觉得国外做公益慈善，比我们先进了几十年。我们要去实际地看一看，跟人具体地坐下来聊一聊，有些我们认为疑惑的问题，更要和他们交谈，对于他们的操作模式，我们要深入了解。
如果这几天内，一线的工作人员带着工作中的疑问去了，通过交流解决一部分疑问，都是我们巨大的收获，对于我们以后的工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整个行程的预算什么时候做的？
姜莹：今年年初。
记者：为什么没提前公开整个行程及所用资金的出处？
姜莹：确实没有。因为基金会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实施后再在网上发布消息，进行公示。
关于公益支出，基本是每月一公示，公示上月的支出情况。提前公示全年每一项具体工作的预算，我们的确还没有做到。
记者：此事过后，基金会会不会在透明方面有所改善？
姜莹：基金会网站在成立三年中已经经过3次改版，第三次改版是今年5月下旬，里面有月支出和细目支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特别希望知道，公众希望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行业内部应该定出什么样的规定才能让公众放心。同时我们也希望公众知道，专业公益慈善工作是需要成本运作的。我们目前努力从理财收入中解决运作成本，不增加公众的捐款负担。
记者：从美国回来后是否考虑向公众公布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
姜莹：我们争取以新闻的形式记录每一个活动，并且配有图片，在网上及时公布，让公众知道我们每天在做什么。考察结束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考察报告，发布在我们的官网上。
□专家
公开说明化解“危机”
“为什么不能出去学习国外公益基金会如何规范、严谨的工作？”
——王振耀“谁参加了，去了哪里，开支是否在行政费用之中，这些都应该公开透明。”
——贾西津
对于出国考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反而表示，特别鼓励公益组织“走出去”。
王振耀表示，中国公益目前仍处于封闭锁国的状态，在与国外基金会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到中国基金会管理与国外基金会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基金会管理规则的差距。“比如中国公益组织的行政费用，限定在10%”，王振耀认为，在此规则下很多小型基金会早晚都要“关门”。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基金会今年的支出有1000万元，那么他们的行政费用只有100万元，除去房租、人员工资等等运营成本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花钱进行培训了。“除中国以外，全世界基金会的管理费用，没有低于20%的”。
王振耀表示，如果此项规定不放开，中国的公益事业很难发展，“这项规定必须走国际化的路”，不然公益事业极有可能扭曲。出国考察交流，就是“扭曲”公益的一个例子。
“公众一听出国考察，第一反应就是游山玩水”，为什么不能出去学习国外公益基金会如何规范、严谨的工作，如果一味地按照现在公益的方式发展，捐款只是简单的收和发，很多钱就浪费了，很多公益人才就毁了，公益事业自然就停滞了。
王振耀还认为，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公益组织可以依法对捐款进行保值增值。理财收益属于捐款的二次分配，收入所得已经不是捐款的概念，“如果公众认为理财收益也是捐款，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理财即有风险，那公众认为收入是捐款，那捐款是否也承担风险的补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儿慈会其实想说明的是他们并未用限定性捐款进行出国考察交流，其实只要向公众交代清楚这一点即可，因为非限定性捐款包括理财收益、行政管理费用等等，只要花费的数额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行政费用支出比例，都是符合规定的。至于基金会是否需要出国交流，整个行程花费多少等问题如果是小型基金会直接就可由秘书长一级的领导决定，而大型的公益机构则需上报到理事长一级。至于考察回国后，基金会甚至都没有必要做一些报告式的文件，只要业务交流是以能力提高为目的，且能反映到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即可。
面对这样的信任危机，贾西津认为公益组织应当解释清楚，“谁参加了，去了哪里，开支是否在行政费用之中，这些都应该公开透明。”她认为，关于儿慈会国际交流具体项目的财务报告，应该是公开的信息。“行政费用花销于什么方面，基金会的财务报表上应该要有细则。”贾西津说，在出现公众质疑的时候，更合适的做法是公开这些信息。之后可再向公众解释，行政开支是正常的。
中国红十字总会去年因公出国经费107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财政拨款收入5136.16万元，为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占本年收入的76.45%；其他收入1581.98万元，为政府非税收入、利息收入等资金，占本年收入的23.55%；其中在“三公经费”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107万元，占
70.79%。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因公出国具体情况为：团组24个、39人次。出国任务主要为两个部分，一是出席和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召开的法定会议和相关培训；二是与相关国家红十字会开展的双边业务交流。以上出国团组均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严格按照财政预算执行。
其201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按照中央统一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51.1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0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41.16万元，公务接待费3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据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等公益组织均有出国考察交流项目，但均未在其官网中做细节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