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复旦大学教授 张晖明
清华大学教授 孟 捷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周 文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 雁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现象or理论：为何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主持人：近几年，在媒体及专业文献中都大量谈到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问题，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为什么国内外都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
张晖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一定发展成绩、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以后，发展后劲乏力、发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难有明显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人们常借用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保持发展后劲这一课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主张从既有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孟捷：我想这种热潮跟下面两点有关：第一是国内因素。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第二是国际因素，即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周文：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调，并不意味着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经跌入“陷阱”。我同意前面两位的看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是否存在发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以研究。
主持人：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现象。关于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理论界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一个现象描述，也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的理论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提防重蹈“拉美现象”的覆辙，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是不需要关注的，理由是：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过大是必然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自然会缩小，进入收敛阶段。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迈过中等收入阶段。但实际上，拉美这些国家正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张晖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理论的发展引出我们讨论该问题的，而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引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是问题导向，不是理论导向。就是说：不是西方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如何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通行的测度指标吗？比如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多长时间便被认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目前还是基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别经济发展统计和发展水平所划分的高、中、低收入国家来判断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不具有竞争生存能力，人均收入始终徘徊不前，就会担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个僵硬或者明确的标准来认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判断是否落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问题会侵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比如，智利徘徊了40年，乌拉圭为38年。
孟捷：我同意两位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适的理论命题，是在某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什么人们开始把这个假设运用于中国经济？这是值得深思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三个历史镜子可以照一照。一个是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这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两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亚洲四小龙”，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还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即所谓Golden Age。对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国内还鲜有研究。在我看来，研究失败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