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民众来说，涨工资，眼下确实意味着更多的幸福，但是，“涨工资最幸福”又不只是实话实说那么简单，它同时反映了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调整的迫切期待。
邓海建 文 朱慧卿 图
《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日联合发布“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据《山西晚报》）
六成公众将幸福的前提默认为“工资上涨”，这当然不是因为过分看重金钱的年代鼓噪了公众逐利的野心。更多的，是对生存的惶惑感，以及物质基础失衡上的茫然。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争论城市生活月薪多少才不会惶恐。是的，幸福越需要收入“打底”，越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收入分配上，不公的感觉司空见惯；二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公共物质性保障绵软乏力。
这当然不是抹杀事实的进步。当“你幸福吗”成为一种公共性提问的时候，意味着转型期的中国开始叩问心灵、关注个体生存感受。幸福是什么？苏格拉底说，“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墨子说，“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即为福；网友调侃说幸福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尽管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有些甚至不太靠谱，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思考温饱之上的问题。
近日，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2011年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不管你怎样定义幸福，从“仓廪实”到“知幸福”，确实是一种进步。这说明一切宏大的公共问题，必回归于人本坐标。在中国的话语平台上，完成了从集体记忆向个体感受的嬗变——中国人已有了鲜活的名字和性格分明的面孔，有了对个体欲求聆听与尊重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