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舆论一个交代
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
事实上，不是蒋介石对灾情装聋作哑，而是他对河南战争形势太过于悲观。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因此，“不让粮食资敌”的心理，使蒋介石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在最后时刻来临时甩手把千疮百孔的河南当成烫手的山芋抛给日本人。
《大公报》重庆版刊发了发自灾区的报道后，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同时对灾情相关的信息严密封锁，加大新闻审查力度。新闻管制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采访真相，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地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白修德的灾情报道首先在《时代》杂志上刊出，此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访问美国，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对印度饥荒的同情，更讽刺的是宋美龄当时的身份是印度灾荒救灾委员会主任。
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终于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完全否认了白修德所说的关于灾区的一切，当白修德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尸的照片时，蒋介石才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灾情确已严重。
美国作为二战中国民政府最大的援助方之一，对中国战场和中国境状较为关注，白修德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关注。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开明的形象，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蒋介石顺势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一面夸奖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称职，一面开始高调救灾。
事实说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动，灾民的死亡便会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灾区传教士的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自你回去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也拿出一部分余粮，全国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一边救灾，一边征粮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其中1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蠲免赋税应是政府的首要反应措施，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疑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2亿元赈灾款变成粮食，再运送配给，也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对灾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由于当时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从外省调运的粮草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合200斤，共计3.4亿斤，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的消息也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从侧面证实了河南饥荒的真相。
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灾民，为他们赢得了很多的政治资本。
